淮南子-内篇-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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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薄可以变厚，积矮可以变高。所以君子每天不懈地努力，终于成就辉煌的业绩，小人每天不满足，导致受辱。这其中兴衰消长的道理，离朱那样的好眼力也看不清楚。周文王听到了善事唯恐赶不上，而有不善的事就像遭到了灾害，不是因为每天做得不够，而是忧虑发展下去不可收拾。所以《诗经》说：“周国虽然是悠久的国家，但遵照天命，现在又是新兴的国家。”怀着真情，抱着质朴，上天不能扼杀，大地不能埋没，声威远扬在天地之间，和日月同辉，这是甜美快乐的事。如果行善，虽然做错了，别人也不会埋怨；如果不行善，即使忠心耿耿，也会招来祸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责怪自己，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样子是自己显出来的，名称是自己定的，言辞是自己学来的，无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拿着锐利的宝剑刺伤别人，握着锋利的兵刃攻击别人，闯下这样的大祸怎么可以埋怨别人不避开你的刀剑呢？所以管仲相齐，像穿着彩色的衣服，虽然丑陋，但他的功业记载在齐国的宗庙；子产相郑，像练丝染色，虽然华美，却得不到尊重。空而能满，清淡却有味，就像穿着粗布短衣却怀揣着美玉一样。所以感情不专一不能博得一人喜欢，感情专一可以得到上百人的喜爱。男人种植兰花，看着美丽却没有芳香，继子得到养育，肥胖却没有神彩，因为感情得不到沟通。生命是暂时寄托在人间，死才是必然的归宿。所以弘演面对仁义壮烈牺牲，王子闾张开臂腋接受刀刑，他们都不为苟且偷生而妨害自己的归宿。所以在治世就用义来维护自己的纯洁健康，在乱世就为保卫正义而献身；死的时候，才终止这条原则。所以君子对待生死是非常慎重的。没有勇气的人并不是生来胆怯，而是灾难临头时不能坚持操守；贪婪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有贪欲，而是见利就忘记了危害。虞国国王看到晋国垂棘宝玉，就不知灭顶之灾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只有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才不可阻遏和改变。人们想得到荣耀，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圣人做好事，他的忧思出自内心，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所以帝王很多，但只有夏禹、商汤、周文王受人称颂；世上贫贱的人很多，但只有伯夷被称颂。以尊贵为圣，那么天下的圣人就多了；以地位贫贱为仁，那么天下的仁多就多了。但事实上，圣人、仁人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要成为圣人、仁人，必须专心一意、甘心情愿地行善，每天如同滔滔东流的江河有所长进，忘记衰老已经逼近自己。开头收获很小，结果就很大，必定经过这种积累。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就像过独木桥，不因为旁边没有人就不显出谨慎小心的样子。所以让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住自己欺骗自己就困难。
感情首先在内心活动，无不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不会在内心郁结，感情抒发后心情就愉快。所以唐尧、虞舜的举动，并不是为了和谐别人的感情，但是他们痛快地表现情感，天下就大治；夏桀、商纣王的举动，不是正道，将罪恶的情欲发泄出来，自己痛快了，而天下大事都被废弃。君王们的喜憎爱恶弄清楚了，治理和动乱的原因就明白了。圣人的行为，无所谓合，也无所谓离。好比鼓，它不能和别的乐器一起演奏，但什么乐器都可以由它来调节，丝弦、管乐、金钟、石磬，大小长短，井然有序，互相应和。君臣上下，官职不同，任务不同，但协调一致。织布一天天向前延伸，翻地一天天往后退，方式相反，但完成任务是一样的。申喜听到门外行乞者的歌声，触动悲情，出门一看，原来是他的母亲。吴国在艾陵和齐国交战，吴王夫差说：“吴军呐喊声高昂，可能要打胜仗吧？”同样都是声音，但获取的信息却不同，这是因为声音中包含的感情不同。所以心情悲哀歌声就不快乐，心情快乐哭声就不哀伤。闵子骞守了三年孝，拿起琴来弹奏，孔夫子说：“琴还是原先的，但乐音却变了。”声音是用来和人们交往的，感情在内心形成，就要表现出来。用声音来湮灭感情，就会失去感情；只讲感情又会忽略必要的形式。如果用必要的形式传达内心的感情，那么凤凰、麒麟就会降临，这是说最高的善德能够感化远方的人。输子阳对他儿子说：“好的工匠在矩尺和凿子中逐渐熟练技艺。”矩凿之中，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周全。圣王凭着它治理人民，造父用它调理车马，医骆用它诊治疾病，他们都是从这个道理中各取所需的法度。君王的意图人民执行，因为诚实之情发自内心。不说话人民就信赖，不号召人民就前往，这是因为人民感动在前。有些人着急人家不了解自己，其实是他们缺乏自知之明。骄傲是因为自己不足，浮华诬妄是因为自傲。内心诚实的人，快乐而不急躁，如同 鸟喜欢歌唱，狗熊喜欢攀援，又有谁故作矜持呢？怀春的女人感春哀怨，失意的文士感秋悲愁，从中可以知道物候的推移；有时嚎啕大哭，有时长嘘短叹，从中可以知道感情的变化。容貌颜色的曲折变化，从中可以知道情感的真伪。所以圣人内心战战兢兢，因此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功成名就，这是天命；遵循事理，这靠人为。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特意为周武王造出的；崇侯虎、恶来，不是上天特意给纣玉生出的；有那种世道，就有那样的人产生。教导是君子的根本，小人承受恩泽；利益是小人的根本，君子享用他们的成果。从前东户季子的时代，路不拾遗，耒耜和庄稼留在田头过夜，这是由于让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职责。所以一国君王有德，亿万人民就依靠他。凡高贵的人都以左方为贵，所以臣子对君王要说“佐君”，这是臣子的谦辞；地位低的人以右方为贵，所以君王对臣子要说“佑臣”，这是君王的让辞。所以君王偏离“左”位就会失掉尊严，臣子把“右”位送给君王就会失去尊贵。贪图小的痛快伤害道义，片刻就会伤害法度。子产颁行新法受到流言非议，虽然案件增多但煞住了邪气。如果失去了民情，国政就会行不通。成功的治国之道，工匠不弄虚作假，农民不吝惜劳力，士人不隐居，官吏不乱法度。好比撒网，抓住了纲绳就能使网眼张开。舜和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帝位，是由于尧传下了大业，而宏伟大业又是从小的方面发展来的。他们给妻子作出表率，又示范给兄弟，再影响到国家，这样天下百姓无不响应。所以兵器知道了大的就可以推知小的，人可以从小处推知大处。君子之道，好像很近却不能到达，好像很低却登不上去，可是无所载，无所不胜，大而显明，远而崇高。掌握了这样的治国之道，不能求别人，只能从自身得到。抛开自身而指望别人，那就离它远了。君子快乐有作而名望不足，小人快乐不足而名望有余。考察他们的有余和不足的差距，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很遥远的。含而不露，内心的情感不萌发，这种情形没听说过。君子考虑义而不考虑利，小人贪求利而不顾义。孔子说：“有人问，同样是哭，有什么不同？我说；‘子予你怎么钻空子难倒我呢！他们哀哭相同，但是哀哭的原因不同’。”所以哀乐之情影响人的感情是多么深呀。有人要老百姓挖水池，另外有人要老百姓把水池填上，这些人不一定是存心要折腾百姓，只是各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才干出这种事。人们都怀着一定的情感这是一样的，但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却不同。所以尧、舜每天孜孜不倦地修养德行，终于使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贪心不足，怏怏不乐，终于自取灭亡，还没料到后世的人会讥笑自己呢。人之常情，摆脱了他认为痛苦的事就快乐，丧失了他认为快活的东西就哀伤，所以知道生的欢乐，必定明白死的悲哀。坚守道义的人不能拿利来哄骗他，勇敢的人别想以恐惧来胁迫他，就像饥渴的人不能捧着空罐子来欺蒙他一样。人贪欲多了就亏损道义，忧愁多了就妨害智慧，畏惧多了就伤害勇气。倨傲无礼产生在小人身上，不开化的蛮夷都习惯如此；美德产生在君子身上，美好的品德可以和日月争辉，天下没有什么能阻遏改变他们的志向。所以治国的君王喜欢的是使国家赖以生存的美德，亡国的君王喜爱的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嗜欲。铜矿、锡矿不熔化成液态就不能灌进模子，君王的忧思不诚恳就不能规范人民。忧思不用到人民身上，就是切断了维系人民的纽带；君王返归治国的根本，团结人民的纽带就牢固了。至德圣君不忽略任何小节，也注重大节。齐桓公注重大节而忽视小节，晋文公小节考虑得周全而不注重大节。所以晋文公宫内的事得心应手，但和各国的关系处理失策；齐桓公宫室的事失误，但朝政治理得好。水朝低处流越积越浩大，君王谦恭下问就聪明。君王不去争着干臣子的事，这样治国的路子就通畅。管子、百里奚谋划国家大事并取得成就，是由于齐桓公、秦穆公能听取他们的意见。黑夜里给迷路的人指路，把东边当成了西边，因为他自己糊涂，太阳出来后才醒悟。卫武年老时对臣子们说：“后生们不要认为我年老就以为我不中用了，发现了过失一定给我指出。”卫武侯虽然不认为自己老了，但别人已看清他确实是老了，可见他能老而不放松自己的修养。所以能够坚持修养自己的美德，就能通晓国家存亡之道。
人没有能力创造什么，但有能力实践；有能力实践，但没有能力使事情成功。人类的作为，由天来决定。一辈子行善，没有上天不行；一辈子干坏事，没有上天不会灭亡。因此是善是恶，由自我决定；是福是祸，就不由自我决定。所以君子审慎地对待自己能做到的事。人的性格是天赋予的，命运是遭逢的时世决定的。有才能但遇不上好世道，这是天命。姜太公有什么能力？比干有什么罪过？根据自己的禀性实行自己的志向，一个得利，一个遭害。追求志向有一定的方法，但能否达到却在于天命。所以君子能行善，但不一定必得幸福；不忍心作坏事，也不一定必免灾祸。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叶。根不壮实，枝叶却茂盛，没听说这种事。有道之世，把人才选拔到国家；无道之世，将国家送给别人。尧帝治理天下忧虑不能解除，就把国政传给舜，忧虑解脱了。忧虑地坚守，乐意地传给贤人，一点也不为私利。万物都有用处，没有什么小的东西不能利用。如果没有谁肯用，玉石也会成为粪土。人之常情，对危害总是挑小的，对好处总是捞大的。所以味道相同的肉食，人们喜欢大块的，那一定是以为大块的更好吃；同一个老师而超群的学生，那一定是喜欢学习的人。没有快乐和兴趣，却能立见效果，没听说过这种事。君子处世，碰上好时运就进取，凭着道义得到重用，有什么可以庆幸的！世道不好就隐退，隐退也是为了道义，有什么不幸的！所以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并不后悔，因为他抛弃了不义的行为，而得到了可贵的仁义。幸福的萌生是细小的，灾祸的产生是微妙的。祸福开始萌芽产生时，总是隐微不明的。所以老百姓轻视，只有圣人能从开始的萌芽状态预见到结果。所以《传》上说：“鲁国的酒味道太薄不如赵国，可是赵国反遭到楚军的包围；华元宰羊劳军忘记分给御手，结果遭郑军擒获而危及宋国。”
明君实行赏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国家。自己满意但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不予以赏赐；自己不欣赏但有益于国家的人，不加惩罚。所以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的人受我封给的爵禄，有功的人受我赏赐的田宅。德和功你一样都不具备，我不能赏赐你。”这些话没有违背常理。他谢绝了共雍的请赏要求，但也算是给了他一种无形的赏赐。周代的政治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殷代的政治可以说好，夏代的政治只能算行得通。行得通不一定很好，好的不一定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达到了至德水平的圣王，不会满足于行得通，也不会仅仅以好作为标准，他怀德遵道，君臣融洽愉快，而臣民不知道这快乐是从哪儿来的。据有国家的君王很多，但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出名；泰山上立有古代七十二位帝王的祭坛，可是只有三王被后人称颂。君王不向臣子索取，臣子也不借君王名义向百姓索取，加强自身修养，道德的影响更加深远，后世的人们因此称颂他伟大，足不出户能成就事业，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孝己所坚持的礼节，一般人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没有人能超过他，因为一般人没有他那样的襟怀。做事讲究大义而又合乎道理的是君子，只合道理而抛弃大义的是小人。大智之人有所得却不辛劳，次一等的人辛劳但能忍受，最下等的是痛苦而不辛劳。古人品尝滋味但不贪嘴，现在的人贪吃却不会品味。歌曲是用来美化声音的，因为一般的声音不够优雅。金、石、丝、竹等乐器伴奏，还不足以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人们尊崇道义，那么他们的喜怒哀乐取与之情，就能像草随风动一样地变化。周召公在养蚕耕种季节把囚犯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周文王让出千里封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所以圣人办事，进退不失时机，就如夏天穿葛衣，上车递上绥绳一样。老子拜商容为师，商容张嘴吐舌，老子便领悟了“守柔”的道理；列子向壶子求教，看到了影柱的变化关系，就懂得了谦让的好处。所以圣人不急于处理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