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内篇-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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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乔、赤松遗世独立，脱离人间邪恶的纷争，吸取阴阳形成的中和之气，食用天地的精英，吐故纳新，踏虚飞升，乘云驾雾，可以说善于养性，但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除害，可以算是仁惠的君王，但算不上患臣。魏将乐羊攻打中山，不能下，中山人杀了他的儿子。乐羊吃了儿子的肉，以显示威武，可以称得上良将，但不能算慈父。所以对人和事，要肯定正确的，而不肯定不正确的；不肯定不正确的，肯定正确的。舜和许由的行为不同，但都是圣人；伊尹和伯夷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仁德的人；箕子和比干行动不同，但都是贤人。所以用兵的人，有的灵活，有的愚笨，有的贪婪，有的清廉，这四种人性格相反，但缺一不可。灵活的好动，愚笨的好静，贪婪的好夺取，清廉的不贪求。所以勇猛灵敏的可以让他们冲锋陷阵，但不适宜让他们防御；愚笨的可以让他们防御，但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杀敌；贪婪的可以让他们去夺取，但不适宜让他们安于本职；廉洁的可以让他们安守本职，但不是适宜要他们去夺取；诚实守信用的可以让他们主持结盟，但是不能要他们去应变。这五种人性格相反，圣人兼用并且适当地使用他们。天地不只容纳一种事物，阴阳不只化生一种生物。海不拒绝涓涓细流因而浩大，山不拒绝小土石因而崇高。如果守住一个角落而抛弃大千世界，取用一种物质而抛弃其余物质，那么得到的就很少，治理的程度就很肤浅。
治理大国的人治国之道不能小，土地广阔的国家制度不能偏狭；地位高的人处理政事不能烦杂，人口众多的国家教化不能苛刻。事情琐碎就难以处理，法律苛繁就难于实行，贪求太多就难以满足。一寸寸地量，到一丈时一定出误差；一铢铢地称，称到一石时一定出差错。用石称和用丈，简便而且少失误；检查丝和米粒的数量，麻烦而且难弄清楚。所以大的方面容易运用智力，细尾末节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治理没有益处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不干；对实用没有益处只会白费精力的事，聪明人不干。所以功业不嫌简约，事情不厌俭省，求取不怕少。功业简约容易办到，自然容易找人来承担了。孔子说：“琐碎的辨析会损害规律，小利会破坏道义，小技艺会伤害道术；小见解不能通达，要通达，言行必须简要。”黄河因为曲折延伸，所以能流向远方；山因为起伏深长，所以能高大；阴阳无所作为，所以能调和；大道深不可测，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件事，明察一种说法，精通一种技艺，可以对一件事作出解答，但不可能广泛地应用。蓼菜成行有条不紊，扁瓯有耳稳当可靠，秤着薪烧灶，数着米粒做饭，这种谨小慎微的人可以做小事，但不能派大用场。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器的要求，动起来仿效兽类的动作，停止时有章法，可以戏乐舞蹈，但是不能列成战阵。洗净杯子再装食物，洗好爵再盛酒，洗了手再摆上食品，这种人可以负责家中几个人的饭食，但是不能管理众人的饮食。现在那负责祭祀的人，屠宰烹杀，剥狗烧猪，调和五味，这是厨师的事。陈列酒器笾豆等祭器，这是祝的职责；穿上庄重的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言，神灵依托他，这是尸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能胜任工作，尸主也不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人，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承担任务的人，低贱者辛劳而尊贵者舒适。舜为天子，弹奏五弦之琴，歌唱《南风》之诗，天下就得到治理。周公饭食摆在跟前，钟鼓在一旁悬挂着，而四方异族就归服了。秦始皇赵政，白天判决案子，晚上处理文件，监察御史不停地视察郡县，又派军队戌守五岭以防备越人，修筑长城以防备胡人，可以奸邪仍然产生，盗贼成群地盘踞各地，这是因为政务越烦杂，动乱就越是产生。所以法律只是治国的工具，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这就好比弓箭是射击的工具，而不是射击的原因一样。
黄帝说：“茫茫无垠，凭上天之威，和元气同一。”所以与元气同一的人可以称帝，和道义同一的人可以称王，和强力同一的人可以称霸，一样都没有的人就灭亡。所以君王有侵犯别国的念头，城邑的狗就成群的吠叫，雄鸡半夜打鸣，兵械库里的武器就发出响声，战马会惊动。一旦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老人就能安睡，里巷中就不会聚集人群，妖异和灾祸就不会发生。这不是法律的效应，而是粗诚之气感化的作用。所以不说话就显出诚信，不施恩就显出仁慈，不动怒就显出威风，这是靠自然规律感到所起的变化；施恩才显出仁爱，说话才显出诚信，发怒才显出威势，这就用精诚来感化的结果；施恩也显不出仁慈，发誓也显不出诚信，发怒也显不出威严，这只做表面功夫的结果。所以用道来统属事情，法令虽然少，也足以感化人民；不用道来处理事情，法令虽多，也只能出乱子。修身，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才是养形；治国，最根本的是感化，其次才是正法。精神清明，志气平和，百脉安宁，这是养性的根本；脑满肥肠，满足嗜欲，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着处在卑位，放弃利益争着得到少的，努力工作争着受劳苦，每天进步向善，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治术中的上等；用奖赏来劝勉人们向善，百姓害怕刑罚才不干坏事，法律严正，百姓服从，这是治术中的末等。远古的时代注重培养根本，后世只抓末节，这就是太平世道不兴的原由。想治理好天下的君王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而能够辅助圣君的贤臣万人中难有一个，万人中难有一个的贤臣要碰上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的圣君，这真是千年难得一会。
水性柔和而清澈，但是幽谷里的积水，长满了青苔，这是破坏了水的本性。如果疏通水道，使其变深，用土填塞过深的岩洞水潭，使谷水能够顺势而行，从高往低流动，那么即使有腐骨流入浸泡，也不能使水变污浊。水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一污浊，一清澈，关键在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这样。如果确实能开导人们的善良天性，防止他们萌生邪恶之心，开发他们向善的正道，堵塞奸邪之路，朝正路发展，那么人民的品性就会变得善良，风俗就会变得美好。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因为他能根据病情配药，而是因为他能通过观察，了解人的病根。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因为他们根据罪行量刑，而是因为他们的能了解动乱的原因。如果不养成良好的风俗，使邪恶任其泛滥，然后再动用刑法惩治，那么邪恶就会遍及天下，没法禁止。禹用夏朝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桀也用夏朝的法统，却遭灭亡；汤用殷代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纣王也用殷代的法统，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没有法纪，而是法纪不能实行，风俗败坏的缘故。
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并没有失去，可是后世社会得不到治理，是因为没有三代圣王的智慧；六律都还存在，可是没有人能欣赏，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律虽在，一定得等待圣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国家；音律虽然都在，一定得等待名师之耳才能欣赏。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法制，而是因为有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没有法制，而是因为没有贤人。晋献公要攻打虞国，宫之奇为了保存虞国，为这事睡不安，吃不香，晋君因此不敢对虞国用兵。后来晋献公用垂棘宝壁和屈产良马来贿赂虞君，宫之奇加以劝阻，虞公不听。宫之奇见虞公不采纳自己的谏言，就离开了虞国。晋国的荀息灭掉虢国后途中攻打虞国，兵不血刃，抱回垂棘宝壁，牵着屈产良马而去。所以防守不靠壕堑的牢固，攻城不靠战车的高大，关键在于是否能得到贤人。所以臧武仲凭着智谋保住了鲁国，天下不能使鲁国灭亡；璩伯玉用他的仁德安宁了卫国，天下不能危害卫国。《易》上说：“扩大房子，草席盖顶，窥视门缝，寂无一人”，寂无一人，不是说没有百姓大众，而是说没有圣人来领导。
人民没有廉耻，就无法治理。不修治礼义，廉耻就不能建立。人民不懂得礼义，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就正道。不推崇美好废除丑恶，人民就不向往礼义。没有法律不能治理国家，但人民不懂礼义，法律也实行不了。法律能杀掉不孝者，但是不能使人达到孔子、曾子那样的品行；法律可以惩治盗窃者，但是不能使人达到伯夷那样的廉洁。孔子的弟子有七十个，培养学生三千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外讲友爱，言辞有文采，行为作表率，这都是教育养成的。墨子门徒有一百八十人，都能够赴汤踏刀，死不回头，这是教化所达到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以此来求得荣耀。圣明的君王在上位，明辨好坏让百姓看清，衡量诽誉来引导百姓，亲近贤才举用他们，轻视奸邪小人斥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尊贵显赫的名声，百姓又有谁不听从呢？
古代法律一旦制定就无人触犯，刑罚设置也不动用，不是本该用刑而不用刑，而是因为百官向善，百业成功，礼义建立起来并且任用了贤德的人才所致。所以举用天下的高才担任三公，举用一国的高才担任九卿，举用一县的高才作二十七大夫，举用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所以智慧超过万人的叫做“英”，智慧超过千人的叫做“俊”，智慧超过百人的叫做“豪”，智慧超过十人的叫做“杰”。明于天道，洞察地理，精通人情，胸怀博大能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不同的思想，智慧足以对付权变，这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施行教化，行为隐含着道义，仁慈足以得到众人拥戴，英明足以照亮下位的人，这是人中的“俊”。行为可以作表率，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胜任分配财物，诚信可以让人遵守盟约，办事值得别人仿效，说话可以引导人家，这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不荒废，讲仁义但不结党，碰上危难不苟且躲避，看到好处不随便获得，这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按他们才能的大小安排位置，各得所宜，从本到末，以重制轻，上面倡导，下面应和，上面行动，下面跟随，四海以内，心同一处，背弃贪婪鄙陋向往义理，这对于教化人民，如同风吹草木，没有不随之而倒的。现在让愚人去教育聪明人，让不贤的人凌驾在贤人之上，即使严刑酷罚，人民也不听从，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主举用贤才来建功立业，不贤的君主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 因而称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因而称霸，这是举用贤才来建功立业，夫差信用太宰 而亡国，秦王朝任用李斯、赵高而亡国，这是举用和自己相同的人。所以观察他们举用的人，就可见治理和动乱之迹；考察他们亲近的人，是贤还是不肖就可以论定了。
圣人屈服是为了求伸，弯曲是为了求直。所以虽然行走出没在偏僻的路上，为的是振兴大道，完成功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老林不能走直路，拯救落水的人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能治理，于是充当调和五味的厨师，背上鼎俎而行，五次见夏桀，五次见商汤，为了把浑浊的世道变得清平，把危险的局势变得安宁。周公为周王室的股肱之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勾结公子禄父想发动叛乱，周公诛杀了他们以安定天下，这是出于不得已。管仲忧虑周王室衰落，诸侯互相相伐，夷狄侵犯中原，人民不能安宁，所以蒙受被囚禁的耻辱而不死，这是因为忧虑夷狄的祸患，想平息夷狄的暴乱。孔子想实行王道，东西南北周游列国，游说了七十位君王但没有一个采纳他的主张，所以通过卫夫人南子和弥子瑕的关系，想沟通实行其主张的门道。这都是些想要平定危局，铲除污秽，从黑暗走向光明，行为灵活变化而善道则始终如一的人。观察跑步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表现，观察走路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情形。虞舜虽然流放了弟弟，周公虽然杀掉了兄长，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仁人；晋文公仲植大米，曾子给羊戴枷，但他们仍然不失为智者。当今之世，丑恶的必定借善为自己辩解，邪恶的必定用正确为自己解脱。他们游说不看国家，求官不看官职，行为不回避污浊，还说这是伊尹之道。争夺财物，亲戚兄弟结怨，骨肉相残，还说这是周公之义。行为没有廉耻，受辱不肯死去，还说这是管子之志。行贿赂，趋炎附势，以私废公，互相勾结，讨好上头，还说这是孔子之术。这使得君子小人混淆不清，不知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注入大海的不算河谷；疾行快走，不向善良的不算君子。所以好的言辞归结到可实行，好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