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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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种比例失调造成的有形影响，而是失调带来的道德及心理上的后果。这种比例失调的后果之一是，过低估价了工作、人力及技能；其二是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只要我所作的努力限制了我的收入，我的欲望也受到了限制。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的收入与我所作的努力不相称，那么我的欲望就不会受到限制，因为欲望之满足，取决于市场状况提供的机会，并不在我本身能力的大小。

　　　　①

　　　　１９世纪的资本主义确实是个人资本主义。

　　　　个人寻求新机。。

　　　　会，按经济规律行事，领悟新方法，获取财产，目的是为了生产，也是为消费——享受财富。

　　　　除了竞争与利润追求之外，这种从财产中寻求乐趣的情况，是１９世纪中上层阶级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十分重要，因为就享受财富及乐于积蓄这两个问题而言，今天的人与其父辈已经非常不同了。实际上，这种积蓄狂及占有狂已经成了大多数落伍阶级及中下阶

　　　　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身体需要与那些不是来自身体需要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差别。例如：想吃的欲望，受到生理机构的自我节制，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这种欲望就有一个生理满足的限制。而野心、权势欲等，不是来自机体的生理需要，没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便是这些欲望日益膨胀如此具有危险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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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特性；在这一点上，欧洲比美国更典型。在此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度曾为最进步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性，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似乎被进步阶级所扬弃，而为那些发展最差的集团保留下来。

　　　　从性格学的观点看，弗洛伊德将占有及拥有财产的快乐描述为“肛门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则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采用了“囤积倾向”的说法，来描述这同一种临床状况。就像其它性格倾向一样，这种囤积倾向也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因素，究竟哪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取决于个人性格或社会性格中能动、活跃倾向的相对力量。我在《自为的人》一书中，曾就这种倾向的积极方面的表现特征作过这样的描述：实用、经济、仔细、保留、谨慎、顽强、沉着、守纪律、有条理以及忠实。与此相应的消极方面的表现特征为：缺乏想象、吝啬、多疑、冷酷、多虑、固执、懒惰、刻板、对金钱着魔以及强烈的占有欲。

　　　　①我们很容易便可看到，在１８、１９世纪，囤积倾向适应着经济进步的需要，因而积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而在２０世纪，因为这种倾向的特征体现在落伍的阶级身上，所以其表现形式都是消极的。

　　　　随着人类团结一致的传统原则的瓦解，新的剥削形式出现了。在封建社会，封建领主自认有神圣的权利，他向压服于他的人民征收贡物，要求他们服役；但同时，他也受到习俗的限制，有义务向人民负责，保护他们，并保证他们至少达到最低限度的也即传统的生活水准。封建剥削发生在人们

　　　　①参阅《自为的人》一书，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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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承担义务的制度之中，因而受到某些规矩的支配。

　　　　１９世纪发展起来的剥削形式则完全不同。

　　　　工人，或者更恰当地说，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供资本家购买，与市场上的其它商品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买主对他买进的东西自然要尽量利用。

　　　　由于劳动力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适当的价格购进的，因而劳资双方没有什么相关感，资本家除了付给工资之外，没有任何义务。假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濒于饥饿的边缘，那是因为他们时运不佳，才能太差，再不然是社会及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情况。剥削不再涉及某个具体的剥削者，你也找不到谁是剥削者了。

　　　　是市场规律判处了工人，使他们为了微薄的工资而工作，而不是任何个人有意要他这样做，也不是任何个人的贪婪欲促使他这么干。没有人该对这一切负责，没有人有罪，也没有人能改变这种情况。人所遭遇到的，是铁的社会法则，或者说，似乎是铁的法则。

　　　　在２０世纪，这种在１９世纪常见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已大都消失。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洞察到这样的事实：２０世纪的资本主义与１９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任何阶级社会都能找到的原则——人被人利用——之基础上的。

　　　　由于现代资本家“雇用”劳动力，这种剥削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形式已经改变；没有改变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用他人来获利。

　　　　“利用”的基本概念与待人是否残忍无关，它只涉及到这样的事实：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为雇主干活。人利用人的概念甚至也与利用他人或利用自己的问题无关。因为事实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是自己的目的，而成了他人或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或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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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巨人——经济机器——的工具。

　　　　对于上述的说法有着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现代人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合同，因而他同雇主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自愿关系，他是一个自愿者，而不是一件“物”。但是，这种意见忽略了一个事实：首先，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现存的条件；其次，即使他没有被迫接受这些条件，他仍然会被“雇用”

　　　　，也就是说，他不是被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是被资本利用来获取利润。

　　　　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任何社会形式（即使是最原始的社会形式）都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会合作，甚至纪律。在更复杂的工业生产形式中，个人肯定不得不履行某些必要的特别的责任。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不过却没有看到这样的基本差别：在没有人支配人现象的社会中，人人都在合作与互利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建立在相互合作、友爱、友谊或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就没有谁能支配他人。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社会中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父权社会的古老形式那样，支配和统治妻子，而是同妻子保持一种正常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合作、互助的原则。朋友关系亦是如此，相互帮助，彼此合作。在这些关系中，没有人敢于想到去支配另一个人，可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理由是，人们之间有爱和友谊，简单地说，有人类团结一致的感情。

　　　　我，作为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主动努力，才能唤起他人的爱、友谊以及同情，才能确保获得他人的帮助。而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雇主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不管他对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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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人道，他仍然指挥着雇工，劳资关系不是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雇主购买了工人的劳动，要他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人利用人，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价值系统。

　　　　用。。。。。

　　　　资本，这死的、代表过去的东西，雇用劳动——活的生命力。。。。。。。。。。。。。。。。。。。。。。。

　　　　以及代表现存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价值等级制度中，资本。。。。。。。。。

　　　　的地位高于劳动，积累的物的地位高于生命的表现形式。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拥有资本的人支配“只拥有”自己的生命、技能、活力以及创造性生产力的人。

　　　　“物”

　　　　的地位高于人。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比两个阶级的冲突，以及争夺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的斗争更激烈。这是两种价值原则的冲突：物及其积累的世界与生命及其生产力的世。。。。。。。。。。。。。。。。。。

　　　　界之间的冲突。

　　　　①。。。。。。

　　　　１９世纪人们的权威观念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却与剥。。。。

　　　　削、利用问题密切相关。在任何社会制度中，如果全体成员中一部分人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尤其是这另一部分人是少数之时）

　　　　，这种社会制度必定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权威感的。。

　　　　基础之上的。在父权强大的社会，即男性是被认为比女性优越；在统治女性的社会中，这种权威感更为强烈。既然权威问题对于了解任何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既然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想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鉴别一下权威的概念。

　　　　①参阅Ｒ。

　　　　Ｍ。托尼在《渴求财富的社会》一书中对同一观点的讨论。哈考特及布雷斯出版公司，纽约，１９２０年出版，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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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曾作过这种鉴别，而且至今看来，我的说法也值得引用，以作为下面讨论的出发点。我在《逃避自由》中说道：人可以有财产或物质品质，但权威则不是人“所具有的”品质。权威是指一种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成是比自己优越的人。不过，权威也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理性权威的高—低关系，另一种是可。。

　　　　以描述为抑制的，或非理性的权威，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

　　　　别。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地位高低不等的关系之上的。教师与学生的兴趣一致。教师如果成功地给了学生以知识，教师就会感到满意；如果他失败了，这种失败涉及教师和学生双方。与此相对的是，奴隶主想尽可能地剥削奴隶，剥削得越多，奴隶主就满意；而同时，奴隶也尽最大的努力去护卫自己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幸福。奴隶主和奴隶的兴趣肯定是对立的，因为一方的利益来自对另一方的损害。在两种情况下，优越地位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前者，优越地位是帮助人服从于权威的条件；而在后者，则是剥削的条件。

　　　　这两类权威的动力也不一样：学生学得越多，则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差距也越小，学生也变得越像教师。

　　　　也就是说，理。

　　　　性权威关系的倾向是最后使自身解体。但是，当权威成为剥。。。。。。。。。。。。。。。。

　　　　削的基础之时，时间越长，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

　　　　这两种情况的权威所包含的心理状况各不相同。第一种情况充满着爱、敬佩或感激的因素。

　　　　权威同时也是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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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学生希望部分或全部与其认同的榜样。

　　　　在第二种情况中，奴隶怨恨或仇视剥削者，奴隶屈从于奴隶主完全是违背自己利益的。不过，就奴隶而言，经常的情况是，他的怨恨只会导致同奴隶主的冲突，而冲突又使奴隶受苦受难，没有成功的机会。因此，通常的倾向会是这样的：奴隶压抑仇恨的感情，有时甚至用一种盲目的崇拜感取代仇恨。

　　　　这起到了两个作用：（１）去掉那些既痛苦又危险的仇恨感情；（２）减缓屈服耻辱的感情。如果统治我的人是那样完美，那么我不应为听从他而感到羞耻。我不能同他平起平坐，因为他比我强得多，聪明好几倍，好几成，等等。这样一来，在抑制的权威中，仇恨的因素或者对权威所作的非理性的过高估价或崇拜，都将不断膨胀。在理性权威中，感情联系的力量与服从权威的力量成反比，越服从权威，感情联系的力量越减少，服从权威的人也由此越来越像权威本身。

　　　　理性权威与抑制的权威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即使是在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中，也有于奴隶有利的因素。奴隶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及保护，这至少使他能为主人干活。

　　　　另一方面，只有在理想的师生关系中，才完全没有兴趣对立的情况。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有着许多不同程度的关系形式，比如，工厂工人同老板，或者农场主的儿子与父亲，或者“家庭妇女”与丈夫的关系。不过，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权威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从根本上讲，二者却有所不同。对具体的权威状况所作的分析总会决定每种权威的特殊分量。

　　　　１９世纪的社会性格是一个例子，较好地说明了理性及非理性权威的混合情况。这个时期的社会性格尽管不同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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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理和传统基础上的封建等级性格，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建立在资本所有制之上的社会性格，仍然表现出了等级观念。拥有资本的人可以买劳动力，因而可以支配那些没有资本的人的劳动；后者只好服从，否则就会受到挨饿的惩罚。

　　　　这个时期存在着新旧等级模式混合的形式。国家，尤其是君主制的国家，培养了顺从的品德，并赋予顺从以新的含义和价值。在１９世纪的中产阶级身上，顺从仍然是基本美德，而不顺从则是主要的邪恶。

　　　　与此同时，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都同时发展。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起，人便开始依靠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理性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他为自己有理性而感到骄傲，他尊重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权威，因为这些权威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判断力，使他相信自己的说服力。在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之间作出决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的确，道德心和理智在１９世纪人的性格结构中无所不在。

　　　　他可能不会将自己的道德原则运用到不同肤色的人，或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人身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是非感决定着他的言行；如果说，错误人人难免，他至少能抑制干错事的念头。

　　　　与这种理智和道德感密切相关的是１９世纪固有的另一种性格特征：自豪感与优越感。在今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