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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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Ｓ。
克罗斯曼的文章，《寡头政治政党》，载《新政治家和国家》杂志，伦敦，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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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但他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一般股东参与控制“他的”
公司的情况大多少。投票选举行为与重大的高级政治决策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我们不能说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说最后的决定是选民意愿的结果。这种情况正是公民意志的异化表达形式。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投票者幻想着自己是决定的制订者，他所接受的决定仿佛是自己的决定一般。实际上，这些决定不由他们控制，也由他所不知的力量所左右。难怪这种情形使一般的公民在政治事务中深感无能为力（虽然他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政治理解力也由此愈来愈低。
因为一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思考，所以当人没有行动的机会时，思维也就变得贫弱了。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行加，他就无法作出任何带建设性的思考。
（三）异化与精神健康
异化对精神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回答当然取决于健康指的是什么。如果健康指的是，一个人能尽其社会职责，继续生产与延续后代，那么，异化了的人显然便是健康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制造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生产机器——虽然我们也制造了可能为战争狂人所掌握的破坏性最大的机器。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目前流行的有关精神健康的精神病学上的含义，那么我们也该想到我们是健康的。很自然，关于健康与疾病的概念正是那些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这些人所处文化的产物。异化了的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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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以异化了的人格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健康的状况，从正常的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就会是病态了。
在这一方面，Ｈ。
Ｇ。
韦尔斯在《盲人之国》中对精神病医生和外科医生所作的精彩描述也适用于我们文化中的很多精神病医生。在这篇小说中，韦尔斯描写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与世隔绝、由先天失明的人构成的部族中找到了一个住处，并接受了盲医生的检查。
这之后一位深思熟虑的长者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医生，他们的医学家，有着丰富的哲学头脑，富于创新。他想到应该给努内治治怪病。一天雅各布在场时，这位医生又把话题转到了努内身上。
“我们已经检查了傅格大，”
他说道，“病人的情况更清楚了。我想他很容易就能治好。”
“我一直希望这样。”老雅各布说道。
“他的大脑受到了影响，”盲医生说。
长者们都嘟哝着赞同的话。
“那么，究竟什么影响了脑子？”
“啊！”老雅各布突然冒出了一声。
“这个，”
盲医生自己答道，“那被称作眼睛的怪东西有病，是这个怪东西的存在使得脸上形成两个摸起来不挡手的软软的坑。而在博格大身上，这怪东西病得太厉害了，以致影响到了大脑。
眼睛肿得很大，他有睫毛，他的眼睛会动，因此，他的大脑也就长期处于一种激动和神经错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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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老雅各布问道，“当真是这样？”
“我想我可以合情合理并肯定地说，为了完全治愈他，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外科手术——那就是除去这些刺激性的器官。”
“然后他就会恢复理智？”
“他会完全恢复精神健康，成为受人尊重的公民。”
“幸亏有了科学！”老雅各布说道，然后立刻前去告诉努内这一愉快的消息。
①
我们现行的精神病学对精神健康的定义强调了那些属于当代异化了的社会性格的品质：适应、合作、进取、容忍、野心等等。我在前面引用了斯特雷克关于“成熟”的定义，以说明那种把宣传助理经理的广告转化成精神病术语的幼稚作法。但是，正像我在另外的场合提到过的那样，甚至连当代目光最深刻、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的Ｈ。
Ｓ。沙利文，也受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异化概念的影响。正因为沙利文的名望以及他对精神病学所作的重要贡献，所以就此进行的讨论会给我们以启迪作用。异化了的人缺乏自我感，只是对他人的期望作出反应，并由此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沙利文把这一事实当成人性的部分属性，这正像弗洛伊德把体现着本世纪初期特征的竞争性当成自然现象一样。于是，沙利文将流行于世的有关独一无二的自我的观点称做“独一无二的个性
①Ｈ。
Ｇ。
韦尔斯：《在慧星上的日子和十七篇短篇故事》，纽约，查尔斯。
斯克思布纳之子出版社，１９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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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想。“
①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沙利文对人的基本需要的阐述中，也有着异化思想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人的基本需要是“个人安全的需要，即消除焦虑的需要；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需要，也即至少同另一个人合作的需要；以及与追求性欲高潮的性行为有关的情欲满足的需要。”
②沙利文在此定出的关于精神健康的三条标准为人们普遍接受。粗略看来，有关这种认为爱、安全感以及性满足是精神健康的完全正常目标的看法，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中，这些概念已经不同于它们在其它文化中的含义了。
在精神病学的准则宝库中，最受人欢迎的现代观念大概要算安全的概念了。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安全的概念，把。。
它看作是生活的最高目的、精神健康的本质。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大概在于这样的事实：多年来世界充满了战争的威胁，这使人愈来愈渴望获得一种安全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程度以及过度求同，人们愈来愈感到不安全。
由于人们把精神上的安全与经济上的安全混为一谈，问。。。。。
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五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人们都接受了这样一条原则：每个公民在物质上都应有最低限度的安全保证，以应付失业、生病及年老时的需要。但
①Ｈ。
Ｓ。
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纽约，诺登出版公司，１９５３年，第１４０页。
②同上书，第２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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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尽管人们一致采纳了这条原则，许多商人和企业家仍然强烈反对这种作法，尤其是反对广泛运用这条原则。他们以轻蔑的口吻将“福利国家”的观念说成是扼杀个人积极性和冒险精神的手段。他们打着为工人争取自由和自主的幌子来反对社会福利措施。
可是实际上这些人却问心无愧地赞扬道，经济安全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充分证明，他们反对社会福利措施的说法纯粹是文过饰非。人们只需读读保险公司的广告，了解广告所许诺的东西，即免除意外事件、死亡、疾痛以及年迈等不安全因素，便可知道经济安全的理想在有钱阶级身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储蓄的思想意味着什么？不是为了实现经济安全的目标又是什么呢？这种一方面反对为工人阶级争取，另一方面又赞扬为高收入等级的人保障安全的作法十分矛盾；这种观点再一次说明了人所拥有的无限能力：能够矛盾地思维，却又不愿稍作努力去理解这种矛盾。
不过，这种反对“福利国家”以及经济安全原则的宣传反倒使得“福利国家”及经济安全的原则更为有效，因为这种宣传使得经济安全与心理安全更广泛地混淆起来。。。。。
人们愈来愈感到，应该没有疑虑，没有问题，用不着冒险，应该总感到“安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观念从很大程度上支撑着这一目的。
在这一领域中，不少作家指出，安全感是心理发展的主要目标，并认为安全感或多或少等于精神健康（其中沙利文便是最深入的研究家）。
因而，做父母的，特别是相信这些学说的人，便担心他们的子女在幼年时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他们尽量帮助子女避免内心冲突，把一切安排得十分周到，尽最大可能地排除障碍，以便使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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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感到“安全”。
正像他们给孩子接种疫苗，以抵御一切疾病，防止孩子同一切病菌接触以免生病一样，他们以为也可以用不接触的办法来阻止不安全感的滋生。其结果常常与过分讲究卫生有时会出现的情况一样不幸：一经感染，人就显得格外脆弱与无能为力。
一个有感觉的活人怎样能感到安全呢？正由于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不可能感到一切安全。我们至多不过认识并领悟到了部分真理，我们的思想和见解还间杂着不少谬误，更不用说几乎从生下来那天起，我们就接触到了关于生活与社会的那些本不该有的错误信息。我们的生命与健康往往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左右。我们可以作出决定，却无法肯定其后果会怎样。任何决定都包含着失败的风险，没有风险就算不上真正的决定。我们完全无法肯定，我们所尽的最大努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结果总是取决于那些超乎我们控制能力之上的诸多因素。正如一个有感情的活人不能避免忧伤一样，他也不能避免不安全感。他能够并必须给自己定出一些任务，这不是为了使自己具有安全感，而是使自己能够。。。。。。。。。。。。。。。。。。。。
不惊慌也不过分恐惧地去忍耐不安全因素。。。。。。。。。。。。。。。。。。。
生命，就其思想与精神方面讲，必然是不安全与不肯定的。我们只能肯定这样的事实：我们出生了，也将死去。只有当我们完全屈从于强大而且持久的权力，从而不再需要作决定，冒风险，负责任之时，我们才感到完全安全。自由的。。。
人必然不安全，思维的人必定有疑虑。。。。。。。。。。。。。。。。
那么，怎样才能忍受这种人生固有的不安全因素呢？方法之一是植根于一个团体，成为团体的一员，由此自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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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便得到了保障。这个团体可以是家庭、氏族、民族或阶级。
一个人的个性发展过程只要还没有达到从这些原始束缚中超脱出来的阶段，他仍然是“我们”
；而且只要团体发挥着作用，他就因为是该团体的一员而肯定自己有了身分感。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这种原始束缚瓦解。现代人基本上是独立的，他得自主，独自承受一切。只有当他发展“他”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实体，并且到了他能真正感到“我是我”之时，他才能获得自我身分感。他只有在通过发展自己的主动性，同世界保持联系却又不淹没于其中，并获得了创造性思想倾向之时，才能达到这个地步。而异化了的人却试图采取另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便是求同。他尽可能地同他的同胞相似，这样他便感到安全。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他的最大担心便是得不到他人的赞同。与众不同，处于少数地位，都是威胁他的安全感的危险因素。因此，这是一种无限求同的渴望。显然，这种求同的渴望反过来又不断（尽管是暗地里）产生不安全感。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任何批评意见，都会导致恐惧与不安全感。人们总是依赖于他人的认可，正像吸毒者依赖于毒品一样；同样地，人们的自我感及“自主感”也变得越来越弱。几十年前在人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与罪恶相关的有罪感，已经被唯恐与众不同的不自在、不充实感所替代。
精神健康的另一个目标——爱——也同对安全的追求一。
样，在异化形势下具有了新的含义。弗洛伊德根据当时的时代精神提出，从根本上讲，爱是一种性现象。
“人通过自身经验认识到，性（器官的）爱给予他最大满足。因此，对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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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性爱实际上就成了他的一切幸福的标准，性爱于是必定推动着他继续沿着性爱关系的道路去寻求幸福，并使肉欲成为他生命的中心……在这种行动中，他依赖于外界的一个部分即他所选择的恋爱对象的情况，达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使得他在遭到拒绝或者由于死亡、身体缺陷而失去爱时便感到极度痛苦。“
①为了使自己免除爱所带来的痛苦，人（不过仅仅是“很少数的人”）能够通过“把主要的价值观念从被爱的事实转移到自己去爱人的行动中去”
，以及“不是爱个别客体而是平等地爱所有的人”的方式，改变情欲的作用。这样，“他们便使肉欲爱离开其性欲目的，并将本能修改为带有抑制。。。。
性目的的冲动，从而避免了肉欲爱所带来的疑虑与失望。的。。。
确，带抑制性目的的爱原本完全是肉体爱，而且在人的无意识中，仍然属于肉体爱。“
②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浩淼感”）
，是宗教经验，尤其是神秘经验以及与所爱的人结合成一体的经验的本质；弗洛伊德将这种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解释为一种回复到早期“无限的自恋”状态的倒退。
③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健康就是完全具有爱的能力，当里比多发展达到了性器官爱的阶段时，人就获得了这种能力，这与他的基本观念相一致。
在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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