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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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悲哀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同社会的经济条件结成了一个联合战线。清醒无情的经济条件使现代人从小就成了没有自由、缺乏镇定、没有独立的人。一句话，人就成了充满缺陷、失却了人类品质的人。这便是我们最难以改变的情况。
既使我们假定精神会起作用，我们也只能十分缓慢地而且只能有不多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因素。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人去发展他所缺乏的意志。
精神所承担的责任是多么沉重啊！它得创造出理解确实真正的真理，而现实所流行的真理不过是宣传家口中的真理罢了。它得抛弃低级的爱国主义，而推崇以全人类的目标为其宗旨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在某些领域，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活动使人丧失希望，而这些令人绝望的事件也使得那些在内心深处很愿超脱的人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因而在这些地方更应推崇高尚的爱国主义。
这种爱国主义得说明这样的事实：人们应当重新认识到，文明是全人类的利益之所在，而不是像今日某些地方的情况那样，民族的文明被当成偶像崇拜，人类有着共同的文明的观念变得支离破碎。精神应当使我们保持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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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信仰，虽然我们的现代国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遭到战争的蹂躏之后没有功夫来考虑文明的任务，也不敢注意到其它事情，只是一味地追求如何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包括危害正义概念的手段来攒钱，以延长国家的寿命。
精神必须用所有文明人只有一个理想的观念来团结我们大家，因为现代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剥夺了其邻居的所有关于人道、理想、正义、理智以及真理的信念，结果就使得所有这些信念都受到了权力的控制，这些权力愈来愈把我们拖入野蛮的泥淖。精神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文明，因为谋生的艰难使得群众愈来愈关心物质利益，愈来愈把其它事情当成虚无缥缈的东西。精神必须给我们以信心，相信人类有进步的可能，因为经济因素对精神所作出的反映变得一天天更有害，促成道德越来越败坏。在世俗的和宗教的组织机构中，被我们尊为领袖的那些人不断地使我们失望，在艺术家和学者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们支持野蛮行为之时，当那些被人当成思想家、自己也表现出像思想家的显要人物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本来面目不过是作家及学术人员之时，精神应当给我们以希望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是阻碍现时文明的意志前进的绊脚石。
绝望的阴云笼罩着我们。对于希腊—罗马衰亡时代的人的处境，我们现在了解得多么清楚。他们在世事面前无力抗争，任世界自生自灭，自己则缩回到了自我的内心世界。
像他们那样，我们在生活的经验面前感到惶惑，像他们那样，我们听到了诱惑人的声音在说：唯一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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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忍受的便是活一天算一天。人们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丢掉一切命运之外的非分之想，在顺从之中找个安身之地。
只有在精神觉醒，广大人类具有了道德意愿之后，我们才能重新承认，文明是建立在某种普遍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迫使我们认清了文明再生道路上为普通人所忽略的困难。与此同时，这种认识又提高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再考虑可能或不可能了。如果道德精神为文明成为现实提供了足够的立足基础，如果我们重新找到合适的普遍理论，并确信这种理论会形成，那么，我们就会返回文明的状态。
①
爱因斯坦在一篇短文《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中写道：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来简要说明我们时代危机的本质。这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经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但是，个人并不把这种依赖体会成一种积极的财产、一种有机的联系、一种保护力量，而理解为一种对他的天生权利或者他的经济生命的威胁。
此外，他的社会地位使他天生的自私本能愈发强烈，而他那原本就弱的社会本能不断地退化下去。每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经历着这种退化过程。每个人都
①引自阿尔伯特。斯韦策：《文明的哲学》，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Ａ＆Ｃ布兰克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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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俘虏，感到失落、孤独，不能再天真、单纯、质朴地享受生活了。人只有在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之后，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多险的生活的含义。
①
①Ａ。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载《每月评论》，１９４９年第１期，第９—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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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种解答
在１９世纪，目光深远的人就看到了，在繁华、富裕以及政治权力的后面，西方社会经历着一个衰败及人性堕落的过程。其中一部分人顺应需要而转向了野蛮，另一些人表示还有另外的出路可选择。不过，不管他们采取什么立场，他们的批评都是以宗教和人本主义关于人和历史的概念为基础的。他们不是相对论者——相对论者认为，只要社会正常运转，这个社会就是好的、健全的社会；只要个人适应了他所在的社会，他就是精神健康的人。就伯克哈特、蒲鲁东、托尔斯泰、波德莱尔、马克思或克鲁鲍特金而论，他们关于人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宗教的以及道德的思想。人是目的，绝不能当成一种使用手段；物质生产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物质生产效力；生活的目的是施展人的创造力；历史的目标是把社会改造成受正义与真理所支配的社会——这些便是一切批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所依据的公开的或暗含的原则。
这些宗教的及人本主义的原则也是建设较好的社会计划的基础。事实上，在过去两百年中，正是那些与传统宗教决裂的运动表现出了宗教的主要热情。在教会中，宗教被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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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推行教义的组织及行业；而反宗教主义则把宗教看待成炽热的情感和有生命的信仰。
为了使上述的论断更充实，有必要研究西方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突出特征。
古希腊人认为，历史没有目标、目的或终结，而犹太－基督教关于历史的观念中则包含着一个突出的思想：历史所固有的意义就是人得到拯救，弥赛亚（救世主）象征着这最后的拯救；而时间本身则是救世主的历史。
但是，关于什么是ｅｓｃｈａｔｏｎ（末日）
、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与亚当和夏娃的《圣经》神话有关，这是救世的观念。
简言之，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人之初原本与自然为一体。
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但是，人也缺乏最重要的人的特性，即不知道善与恶。因此，人不能自由地作出决定，也没有责任感。人的第一次不顺从的行为也成了人的第一次自由行为，人类历史便由此而开始，人被逐出了天堂，失掉了。。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被迫自主起来。但是，他还十分软弱，理性还未充分发展，他反抗轻视他的能力还很小。因此，他不得不开拓他的理性，充分发展他的人性，以便重新与自然、与自身、与同胞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历史的目标就是人之完全诞生、人性之充分发展。到那时“世界将充满对上帝的认识，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全世界将成为一个大家庭，刀剑将变成锄犁。
按照这种观念，上帝并没有给人以什么恩赐，人必须经历许多错误和挫折，他犯罪并自饮恶果。上帝并不给人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向他揭示出生活的目的。人必须自我拯救，使自己新生。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自我发展。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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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之时，新的和谐、新的安宁将建立起来，对亚当和夏娃的诅咒似乎也会被取消。
另一种关于拯救的救世观念主宰着基督教会，这种思想便是：由于亚当违背上帝的旨意，结果便使得人根本不能从堕落中自拔；只有上帝能拯救人，上帝通过赐福、以基督本人为主献身的上帝人格化的方式来拯救人类。人通过参与教会的圣事，而成了这种拯救行动的参加者——从而得到了上帝的恩惠。历史以基督的复活而告终——复活是超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事件。
这一传统在天主教会占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西方世界继续存在着，但是在１８及１９世纪的欧洲其它部分和美国，神学却愈来愈失去其生命的活动。
同教会、教权主义的斗争，对宗教的所有观念日益增长的怀疑以及最终的否定，构成了启蒙时期的特征。不过，这种对宗教的否定只不过是表达旧的宗教热情的一种新的思想形式；就历史的含义和目的而言，尤其是这样。救世的思想，在理性、幸福、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的名义下，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
在法国，孔多塞在《人类进步及人类精神历史一览表》（１７９３年）
一书中，为那种认为人类最终能自我完善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这种自我完善会开创一个理性和幸福的新纪元，这种自我完善将永无止境。孔多塞所要传达的要旨就是救世王国的到来，这一思想后来便影响到了圣西门、孔德和普鲁东。
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实际上就是以世俗语言表达出来的救世的热情。
在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中，也出现了将救世的神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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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俗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莱辛的《论人类的教育》一书在德国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法国。莱辛认为，将来会是理性和自我实现的时代，人类的教育会开创这一时代，因而也就实现了基督教启示中所许下的愿。费希特坚信精神上的太平盛世会到来；而黑格尔则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能实现上帝的王国，从而把基督教的神学转化成了今世的哲学。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这种继承具有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启蒙时代很多其他的哲学家相比，似乎可以说，马克思更明白地用世俗语言表达出了救世的宗教思想。
过去的一切历史都只是“史前历史”
，只是自我异化的历史；社会主义将开创人类历史、人类自由的新领域。具有正义、友爱和理性的无阶级社会将迎来一个新世界，过去的一切历史正朝着这样的一个世界行进。
社会主义可说是人们在寻找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方法上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本章的主要目的便是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这之前，我将首先简要地讨论一下极权主义的方法，以及另外一种可被称之为超资本主义的方法。
权威主义的偶像崇拜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原子似的个人提供一个新的庇护所、一种新的安全感，这类制度是异化的极端形式。
这类制度使每个人感到没有力量、微不足道，并且培养个人将自身全部力量投射到领导人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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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祖国”身上，对这些投射对象则必须服从，必须崇拜。
人逃离自由进入了新的偶像崇拜的境地。个性和理性从中世纪晚期到１９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成了新偶像祭坛上的牺牲。就其纲领和领导者而言，这类新制度的基础是公开的谎言。在纲领中，这类制度宣称要实现某种社会主义，而实际所做的，却是否定社会主义传统中社会主义这个词所包含的一切。
这类制度的领导者所强调的只不过是天大的谎言、欺骗。墨索里尼，一个吹牛皮的懦夫，却成了男子气概与勇气的象征。希特勒，一个毁灭狂，反倒被吹捧为新德意志的缔造者。斯大林，一个冷血而野心勃勃的权术玩弄家，被描绘成爱护人民的慈父。
不过，尽管这三种独裁形式有着共同之点，我们仍然不应该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意大利是西欧强国中工业方面最弱的国家，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但相对说来，仍旧十分虚弱和无力。意大利的上层阶级极不愿意进行任何必要的改革，尤其在农业方面，而意大利人民则对现状深感不满。法西斯作为一种医治受挫的民族虚荣心的药方应运而生。法西斯主义提出一些大吹大擂的口号，将群众的不满情绪从原来的发泄对象上引开来。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还试图把意大利转变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工业强国。在所有的实际目标上法西斯主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解决意大利经济、社会的迫切问题。
与此相反，德国则是欧洲最发达的先进工业国家。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至少还真有经济作用的话，那么，纳粹主义连这一点功能也没有了。
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通货膨胀，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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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大量失业问题，使德国士气低落。
纳粹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中下阶级、失业官员和学生的造反运动。不过，要是没有拥有金融和工业资本的重要部门的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是不会成功的。这些重要部门之所以支持纳粹主义，是因为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构成了一种威胁。
在３０年代初期，德国国会中那些半真半假地提出某种反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席位。这一威胁，导致德国资本主义的重要部门进而支持希特勒。
俄国则是德国的真正对立面。在工业上，俄国是欧洲列强中最落后的国家，尽管她的工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