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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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恩格斯说道，由于他们的发现是一个新东西，马克思和他都没有完全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历史不仅取决于经济状况，文化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科学的观点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所作的透彻分析却肯定超过了其它所有社会主义理论，因而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这种力量同时也是一个弱点。
马克思试图发现人的异化的条件，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始他的
①参阅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分析（纽约，１９４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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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只需要相对较短的时间，而他却几乎把他的绝大部分科学工作完全用在了经济分析上。
虽然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忘记目标——解放全人类，但他对经济问题的考虑越来越多，从而削弱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放松了在人这层含义上的社会主义目标。他没有认识到人身上。。。。。。。
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使人害怕自由，也使人产生了渴求权力的贪欲，导致了人的毁灭。与此相反，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寓含着这样的假设：人生来善良，一旦人从桎梏他的经济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善良品质就会自行表现出来。
《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尾——工人“失掉的只是自己身上的枷锁”——包含着心理学上的一个严重错误。工人失掉枷锁的同时也会失掉带着枷锁时形成的那一切非理性的需要和满足。
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超越１８世纪的那种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
这种对人类感情的低估导致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三项危险错误。首先，他忽略了人身上的道德因素。正由于他认为经。。
济改变获得实现之时，人的善就会自动地表现出来，他没有看到一个较好的社会不可能由那些不改变自身道德观念的人创造出来。他没有注意到，至少没有明白地注意到，新的道德方向的必要性，而没有这种新的道德观，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变化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项错误（也是来自同一根源）是，马克思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作了奇特的错误判断。蒲鲁东、巴枯宁（以及稍后一点的《铁蹄》的作者杰克。伦敦）等人预见到，在新曙光照亮之前，黑暗将笼罩西方世界；与此相对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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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恩格斯却相信“好的社会”将很快来临，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会以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形式出现，前所未闻的破坏性战争有可能发生。
第三项错误是，马克思认为手段的社会化不仅是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相互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
充分条件。
这项错误的根源也是马克思对人作了过于简单、过。。
于乐观、过于理性的判断。正如弗洛伊德相信，把人从不自然的、过于严格的性禁忌中解放出来，人就会达到心理健康一样，马克思认为，把人从被剥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会自动产生自由的、互相合作的人。
马克思同１８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一样，对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感到乐观，对人的非理性的、带破坏性的感情的力量很少重视；而这类感情往往不会随着经济变化，在一天之内变成另外的东西。弗洛伊德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看到了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接受了破坏性同爱一样十分强烈、同样不能根除的观点，从而根本改变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提出的简单公式：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目的的康庄大道。
这项错误的另一个根源如同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是他对政治、经济安排作了过高的估价。他没有看到，无论企业是“人民”——国家——政府官僚机构所有，还是股东雇用的私人官僚机构所有，对工人的人格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
马克思的这种无视态度是如此不切实际，令人感到奇怪。
马克思没有看到，与他自己的理论思想完全相反，对工人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是工作的实际和现实条件，工人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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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人，以及同管理企业的人的关系。
马克思在晚期似乎准备对他的理论作某些更改。最重要的一个变更大概受到了巴可芬和摩尔根的影响。他认为，以合作及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原始农业社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成为社会化的较高级形式，而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他在给维拉。扎朱利奇的回信中表达了这种认识，后者问及他对沙俄时代农村中的一种村社组织“米尔”
（ｍｉｒ）的态度。
Ｇ。
富克斯指出了①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恩格斯承认，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和马克思对思想的力量没有加以足够重视，但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来不及对他们的体系作必要的重大修改。
总之，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同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基本一致：解放全人类，使人不受剥削，不受经济王国的支配，使人重新成为经济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和谐一致。
从历史的观点看，马克思的观点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在欧洲大陆的劳工运动中取得了胜利。在欧洲劳工运动中，马克思的权威影响已是十分深远，乃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接班人们没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只是越来越僵化地重复旧有的公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完全分裂成
①在私人信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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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敌对的阵营。社会民主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道德崩溃之后，成为了一个政党，它依赖于工会并同工会一道，越来越多地代表工人阶级的纯粹经济利益。社会民主党执行马克思的公式——“使生产手段社会化”
，其方式就像党的说教者在合适场合宣传仪式一样。另一派则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跳跃步骤，试图只依靠夺取政权而不是靠别的什么，使生产手段社会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令人失去信心，而后者那种跳跃的结果则更使人感到恐惧。就右翼运动而言，幻灭感常常导致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放弃真正的社会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作任何激烈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左翼和右翼所共有的另一点是：他们（比如俄国）
完全忽视了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全成了从经济观点出发的批判。
在１９世纪，工人阶级受到了残酷的剥削，生活低于体面生存的水准，在当时，这种批判是正确的。而在２０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批判则越来越过时；俄国的斯大林官僚组织仍然向人民灌输毫无意义的话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十分贫穷，缺乏生存的起码基础，正是这种态度符合逻辑的结果。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退化，在俄国，成了这样一种公式：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在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愈来愈倾向于指发给工人较高的工资，而失去了它那救世的悲怆，也不再能唤起人的深切渴望与需要。
我有意使用了“倾向于”这个词，因为社会主义绝没有失去其人道主义的和宗教的悲怆感情。
甚至在１９１４年之后，社会主义也一直是团结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思想，是表达他们希望解放人类、建立新的道德价值、实现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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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形式。前面几页所作出的尖锐批评主要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必须重新注意并集中研究社会问题的人道因素，必须从资本主义对人性品质，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作用这一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必须从人的含义来考虑任何观点的社会主义，必须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从哪些方面有助于结束人的异化状态以及人对经济和国家的偶像崇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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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通向健全之路
概 论
我们发现，人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各式各样批判分析都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虽然人们确实批判了１９世纪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物质福利的忽视，但这决不是主要的批评意见。欧文和蒲鲁东、托尔斯泰和巴枯宁、迪尔凯姆和马克思以及斯韦策所论及的是人，是在我们工业制度下的人的处境。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概念表达了这一点，但他们都发现，人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变成了达到经济目标的工具，人已经同他人、同自然相疏离，失去了具体联系，人的生命已不再有什么意义。我也详尽阐述了异化、疏离的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了异化在心理上造成的结果。我这样做旨在说明同样的意思：人退到了接纳的、交易性的方向，不再具有建设性；人丧失了他的自我感，而依赖他人的认可，因而倾向于求同一致，却又感到不安全；人感到不满足、厌倦、焦虑，并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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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部分精力试图补偿或掩盖这种焦虑感。他的智力是异化的，可他的理性却堕落了，就他的技术力量而论，他正严重地危及着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
如果我们再来看看促成这种发展的原因，我们就发现在这一点上比诊断疾病本身更难取得一致意见。在１９世纪初期，人们仍然倾向于把万恶之源归咎于没有政治自由，特别是没有普选的状况；而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人的异化状态是他成了被剥削、被使用的客体的结果。
另一方面，像托尔斯泰、伯克哈特之类的思想家却强调说，精神和道德贫困是西方人堕落的原因；弗洛伊德则认为，现代人的问题是过于压抑自己的本能以及由此而来的神经症的各种表现形式，但是，只分析一个部分而排除其它部分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这些社会经济的、精神的和心理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看待相同的现象，而理论分析的任务就是要了解这些不同角度的解释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适用于解释起因的看法当然也适用于说明治疗现代人的缺陷的药方。如果我认为病症的起因是经济的或精神的，或心理的，我必定相信医治了这些病因，社会必然就会健全。
而如果我了解到这各个不同的方面是如何相互关联着的，我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工业和政治组织上、精神和哲学方向上、性格结构和文化活动方面同时发生变革时，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只注意某一个方面的变化而忽视其它各个方面，对整个变化来说是有害的。实际上，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似乎就在这里。基督教宣扬精神更新，却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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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秩序的变革；而没有社会秩序的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精神更新势必不起作用。启蒙时代提出，独立的判断和理性是最高的准则，鼓吹政治平等，却没有看到，如果没有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那么，政治平等就不会导致实现人的友爱。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实现社会经济变革，却忽视了人的内心变化的必要性；而没有这种内心变化，经济变革也决不能导致“美好的社会”。过去两千年来的这些伟大的改革运动都分析强调了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排除了其它方面；它们的改革更新的建议都是激进的，结果却几乎都完全失败了。
福音的宣传导致了天主教的建立，１８世纪理性主义的宣传产生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
结果不可能会有什么不同。人是一个整体，他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如果他在感情上不自由，思想也不可能自由；而如果他在生活实践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有依赖性、不自由，在感情上也不可能自由。在一个方面激进而排除了其它方面，必定会导致并不希望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在一个方面达到了激进的要求，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要求成了掩盖在其它方面毫无变化的事实的公式和仪式。毫无疑问，对人类进步来说在生活的全部领域迈进整体的一步，要比在孤立的一个领域中宣扬一百步——即使这种宣扬暂时有效——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效果也更持久。几千年来“孤立的进步”所遭受的失败应当是一个相当令人信服的教训。
与这一问题密切相联的是激进主义和改革的问题，这个。。。。。。
问题似乎成了各种政治解决的分界线。不过，只要我们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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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分析，我们就可看到，这种人们通常想到的区分是靠不住的。
改革不断有，改革可以是激进的，即根本的改革；也。。。
可以是表面的，即暂时掩盖一些表面症状而不去触动病根。
在这层意义上，非激进的改革决不能达到其目的，最终还会走到其反面。另一方面，所谓的“激进主义”认为，在需要观察、耐心、不停的努力的时候，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激进主义如同改革一样，是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东西。历史地看来，两者都常常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改革的真正标准不是改革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