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e弗洛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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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相当于农业阶段——人把上帝看成保护一切、养育一切的“伟大母亲”
,而到了后来,他则开始崇拜代表着理性、原则和法律的父亲般的神灵。从自然拔根离去,脱离爱抚的母亲的行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转变。
这种转变大约开始于理念的、父亲的伟大宗教出现之时。在埃及,转变发生于公元前14世纪的伊克拉顿宗教革命时期;在巴勒斯坦,转变大概发生在同一时期,当摩西教形成之时;在印度和希腊,转变发生在其后不久,当北方部族入侵之时。
很多宗教仪式表达了这种新思想。
当用动物做牺牲之时,人当中的动物便被作为牺牲奉献给了上帝。我们从《圣经》中的食物禁忌中——禁止饮动物的血(因为“血便是动物的生命”)
——看到了区分人与动物的严格界线。
在上帝的概念中(上帝代表着所有生命的统一原则,看不见,威力无边)
,树起了与自然的有限的、变化多端的万物世界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上帝创造了人,使他像自己,人便具有了上帝的品质;人从自然脱颖出来,奋斗着去完全诞生,完全觉醒。
①人从自然中脱离的过程,到公元前一千年的中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标志是,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诞生了佛陀,希腊涌现出古希腊的启蒙哲学家,巴勒斯坦则有《旧约》的先知。接着,人类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罗马帝国产生了基督教和斯多噶哲学,
①当我修改手稿时,我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著作《第三人或第四人》中发现了与我所提出的设想相类似的历史发展图。他提出,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为一个“阴间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人从事农业,固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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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出现了主神格查尔科阿托;①然后,在公元6世纪,非洲诞生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我们的西方文化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
犹太传统的基础是《旧约》,这个传统是一种相对单一的父系文化形式,建立在家庭的父权、社会的祭师和国王的权力,以及天上的父亲般的上帝的权威之上。不过,尽管这是一种父权的极端形式,我们仍可识别出较古老的母权因素。
这些母权因素存在于与大地、自然结合(产生于自然的)
宗教,这古老的宗教在公元前200年就被理念的父权宗教击败了。
在《创世纪》的故事中,人仍然与土地保持着原始的结合,男人用不着劳动,没有自己的道德心,女人更聪明,更主动,更有胆识。
只是在“沉沦”
之后,代表父权的上帝才宣布了男人应该统治女人的原则。
整个《旧约》通过各种方法,详尽阐述了父权原则。
《旧约》建立了神权政体的等级模式,以及一个等级森严的家庭组织。
从《旧约》描述的家庭结构中,我们总是发现受宠爱的儿子的形象:亚伯得宠,该隐失宠;雅各得福,以扫失名;约瑟胜过兄长。从广义上讲,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宠儿。原来,在母亲眼中,所有的子女都一律平等;而这时,却出现了得宠的儿子,这儿子最像父亲,最讨父亲的欢心,成了父亲的接班人,财产的继承人。
为了争夺宠儿的地位,得到继承权,弟兄成了仇敌,特权取代了平等。
《旧约》不仅制定了严格的乱伦禁忌,而且禁止对土地的
①此处的时间划分是非正统的,根据劳莱特。塞霍尔的作品和私人信件,参阅她的文章《格查尔科阿托的训示》,载《正直的美洲人》杂志,195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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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恋。
当人被逐出天堂,逐出他所扎根的、与之统一的土地时,便开始了人类历史。犹太历史则始于亚伯拉罕受命离开生养。。。。
他的国土,去“汝所不知的国度”
之时。
犹太部族从巴勒斯坦流浪到埃及,又从埃及回到了巴勒斯坦,但这新的居住地也不是最后的家。
以色列人对乐土的崇拜表明了一种新的对土地、自然的眷恋,而先知的教诲正是针对这种眷恋而来的。
这些先知宣了一条法规:凡从理性和正义原则倒退到同土地保持乱伦关系的人,都必须从土地上逐走,在世界上到处流浪,无家可归,无土可住;直到他完全获得了理性原则,不再与土地、自然保持乱伦关系之时,他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只是这时,土地才是福赐,才是没有乱伦祸事的人之家。
弥赛亚(救世主)
时期的观念包含着这样的内容:理性原则完全战胜了乱伦关系,道德心和智慧良知的精神现实不仅在犹太人中,而且在全人类,获得完全的确立。
当然,在《旧约》描述的父权发展中,首要的中心概念是关于上帝的概念。
上帝代表着支配千变万化现象的统一法则。
上帝创造了人,使他像自己,因而人人皆平等——都有共同的精神品质、共同的理性、友爱的能力。
早期基督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精神,这不是表明为《旧约》中反复表达的爱的思想,而是反应在强调宗教的超自然性质方面。
《旧约》的先知怀疑国家存在的有效性,因为国家没有达到良心的标准;早期的基督教徒则怀疑罗马帝国的道德合法性,因为帝国违犯了爱和正义的原则。
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强调了父权精神的道德方面,而古希腊的思想则从理性方面找到了最富有创造性的表达方式。。。
我们看到,在古希腊,如同在巴勒斯坦一样,存在着父权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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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这个世界从社会和宗教两个方面,胜利地从早期的母权结构中脱胎出来。
正如夏娃不是女人所生,而是男人的肋骨造出来的一样,雅典娜也不是女人的孩子,而来自宙斯的头。正如巴赫芬指出的那样,我们仍然可以在从属于奥林匹亚的父权世界的众多女神身上,找到了早期母权世界的痕迹。
古希腊人为西方世界的理性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们定出了科学思想的“第一批原则”
,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理论”
基础,发展了先前的文化从未有过的系统哲学。
他们根据希腊城邦的经验,创造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古罗马,在庞大统一的帝国的社会基础上,继续存在发展。
由于罗马帝国不能继续推进社会和政治进步,大约在公元4世纪,而不是在天主教会这一新的势力强大的教会组织建立之前,罗马帝国便进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早期的基督教是穷人和被剥夺继承权的人的精神革命运动;基督教徒怀疑现存国家的道德合法性,他们的信仰是少数人的信仰,他们愿意作为上帝的见证人去死,去承受迫害。但是,在后来难以令人相信的极短时间内,天主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
随着罗马帝国社会结构慢慢地凝结成封建秩序(这种秩序在欧洲持续了100年)
,天主教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先知鼓励人们对违反爱和正义信条的世俗力量提出责难和批评,但此时,这种态度已经逐渐失去其重要性。新的态度号召人们无条件支持教会组织的权力。教会从心理上给众人以满足,使他们屈从,无可奈何地接受穷困,不作任何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社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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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①
从本章讨论的观点来看,基督教义的最重要变化是从强调父权的因素转变到强调父权和母权因素的融合。
《旧约》中犹太上帝是一个十足的代表父权的神;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重新引进了博爱且原谅一切的母亲的思想。天主教本身——代表着拥抱一切的母亲——以及圣母,象征着宽恕与爱的母性精神;而上帝(父亲)
则代表着等级主义的权威,人必须顺从这个权威,不得有半点报怨与反抗。毫无疑问,这种父亲因素与母亲因素的融合是天主教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深深影响人们的头脑的主要原因之一。
受到父权权威压制的群众,可以求助于慈母,以得到安慰与帮助。
天主教会的历史功能绝不仅仅是帮助建立一个封建秩序。
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大力帮助之下,天主教会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把犹太思想和希腊思想的基本内容引入到欧洲的原始文化之中。
西方的历史仿佛停止了100年来等待这样
①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和功能的变化,与其自身的精神变化有关:教会变成一个等级严密的组织。
教义的重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期待基督复活,建立一个爱与正义的新秩序,到人的起源的事实——以及使徒的训示:拯救人的原罪。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变化。
最初,有关基督的概念包含在有关收养的教义之中:上帝收养耶稣这人为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一个受尽苦难的穷人成了一个神。因此,教义以宗教形式表达了受穷的人和受压的人的革命希望和渴求。在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之后一年,新的教义被正式接受,这条教义包含了这样的内容:耶稣等于上帝,二者本质相同,上帝只是通过人的血肉之躯来显现。这个新观点似乎表明了这样的意思:上帝将爱降临到人世,拯救了人,使他不至于堕落;这就取代了原先把人升级到神的高度的革命思想。
(参阅弗洛姆著《基督教义的发展》,维也纳,心理分析学出版社,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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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刻:当地中海世界达到中世纪初期之时,北欧也受到了指引,加入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
当雅典和耶路撒冷的精神遗产传播到了北欧,渗透到了北欧人的头脑之中时,冻结着的社会结构开始融化,爆发性的社会、精神发展又重新开始。
13、14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发现个人和自然”
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人文主义的观念,自然规律的观念,以及宗教改革运动,便是这样新发展的基础。这之中,影响欧洲和世界发展最大、最深的,又当推宗教改革运动。清教和加尔文教派回到了《旧约》那种纯父权精神,从宗教观念中除去了母亲因素。
人不再得到教会和圣母的母爱,他独自一人面对着严厉的上帝,只有靠屈服与顺从,他才能得到上帝的慈悲。上帝受命,给国王及国家以绝对的权力。打碎封建枷锁,争取解放的斗争,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孤独感。但与此同时,父权原则的积极方面,也在理性和个性的复兴中得到了肯定。
①
16世纪以来,尤其在新教国家中,父权精神的复兴运动,表现出父权思想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消极方面表现。。。。。。
为:人重新屈从于国家及世俗政权,受命于日趋重要的人制定的法律和世俗等级制度。
而不断增长的理性和客观精神,以及个人及社会的良心,则反映出父权思想的积极因素。
当今科学的繁花硕果最充分地显示出人类理念思想的成就。
但是,母亲。。
情结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却决没有从现代西方舞台上消。。
失。人人平等、生命神圣、人人都有分享自然果实的权利等思
①参阅M。
N。
罗伊在《理性、浪漫主义和革命》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透彻、精彩的分析,加尔各答,复兴出版公司,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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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构成了母亲情结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因素以自然法则、人道主义、启蒙哲学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等思想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思想有着一个共同的观念,即人人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都有权得到她的滋养,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取得幸福。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意味着大家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儿子,都有得到爱、享受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个观念中,与母亲的乱伦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人通过征服自然(比如在工业生产上)
,把自己从血缘、土地的团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自然人类化,使人自然化。
但是,我们从欧洲的发展过程中也看到,在母亲情结的积极方面得以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倾向,一种坚持甚至进一步退回到消极因素的倾向——固恋于血缘和土地。人挣脱了中世纪社会传统的镣铐,却害怕新获得的自由,因为这自由使他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于是,他逃离了自由,重新崇拜血缘和土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便是这种新的偶像崇拜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进步发展融合了父权精神和母权精神二者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二者的消极因素也向前推进着:崇拜国家与崇拜种族或民族的思想混合在一起。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便是这两种崇拜混合的极端表现形式,“元首”
人物体现着这两种崇拜原则。
但是,新极权主义绝不是我们时代乱伦固恋的唯一表现形式。假如思想的发展能按照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精神领袖们的意图进行的话,中世纪天主教超自然世界的崩溃,本来是可能导致形成较高形式的“天主教义”
的。但是,虽然科学和技术为这种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方世界却倒退到新的民族崇拜之中,这种崇拜正是《旧约》的先知们和早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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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所力图根除的思想倾向。
民族主义最初是一种进步运动,但在它取代了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之后,却成了一种新的枷锁。当代的普通人,通过归属于一个民族,而不是作为“人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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