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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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郡县。蜀人的历史很古老，从出土的铜器来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响，到战国时则受秦、楚影响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铜器上，常见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的文字。青铜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国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见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今浙江、江西和两广、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战国文献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等名称不同的部族。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浙江和广东、广西一带，战国时期越人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进入发达的阶段，能冶铸出精美的钟、鼎和戈、矛或多种工具。器形、花纹带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广东的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铁器，尽管数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进文化已进入到今岭南地区。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下，是战国中期的儒学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图象
大师。孟子主性善之说。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主去注意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孟子的学说对后代的思想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宋以后，孟子的著作也成为儒家的经典。长期以来，孟子因仅次于孔子而被称为“亚圣”，人们也把儒学称之为“孔孟之道”。
老子，事迹不详，流传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以为天地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而运动的。老子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对立转化的联系。他在治国方面则强调“无为”。即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逆理而动。特别注意宽减农民的租税负担。《老子》书中的许多哲学原理，对后来中国社会有过深远的影响。如统治上层常用“无为”来缓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而象小胜大、弱胜强之类的思想，又成为下层人民展开反抗斗争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约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是战国时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庄子》，涉及了许多有关宇宙万物的探索和讨论。《庄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体。道是自然无为，人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或违背它。故崇尚道实际上就是崇尚自然。《庄子》还提出了避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相对主义，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但相对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则认为儒墨孰是孰非无法回答，从而导致认识上走向不可知论的倾向。由于《庄子》崇尚自然，故而强调人的活动必须和客观规律相顺应。但另一方面，只强调适应自然却又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儒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所不同的，是荀子以为人定胜天而不应单纯顺应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性恶，认为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使人为善，以至变成圣人。但孟子的重民思想，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还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一贯的崇礼主张，在强调礼治的同时，又提出实行法治的重要性，这是他和以往儒家的不同之处。王霸并用，礼治与法治相辅而行，是荀派儒学的一大特色。
韩非，战国末韩人。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法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一书，是其思想之集大成。他以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来制订政策，即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暴力和法治。在此基础上，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法固然重要，但君主要有一定的权力和威势，否则法令难以贯彻下去。除了势以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申不害、商鞅为例，说明只有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故韩非成为战国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人性恶为韩非所继承。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因此治国就离不开刑、赏，而且用刑越严越好。他又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即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存在，彻底否定德化和教育的作用，使极端的专制主义贯彻到文化思想领域。以上的一些主张为促进秦统一和速亡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有关法治若干基本准则，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许多王朝所采用。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当时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诸子的学说，是当时人智慧的结晶，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荣曾）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见合纵联横）。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扜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二十七章，有十一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十六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入《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部分
《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二百七十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缪文远）
站赤
站赤
见驿传。
站户
站户
元朝户籍名称之一。因政府签发部分人户专门承担站役，故得此名。元朝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统。站有水、陆之分，水道用船，陆道以马、牛、狗等作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户、马站户、牛站户、狗站户等名称。各种站中以马站为最普通，马站户的数量也最多。据统计，全国驿站共有一千五百余处，以每站平均二百户计，站户约达三十余万户，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站户承担的站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陆站站户养马、牛、狗等，水站站户则备船；②马站出马夫，称为兀剌赤，水站出船夫；③部分站户需向过往人员供应首思（蒙语■sihüsün的音译，原义为汤汁，元代以此指驿站过往人员的饮食分例）。江淮以北农业区的站户，大致平均四户养马一匹，每户可免四顷土地的地税；江淮以南对养马户数没有限制，但规定同养一匹马的诸户总共可免税粮七十石。站马来源不一，有的由国家出钱购买，发给站户饲养应役；有的由驿站所在地区诸色户计共同出资购买，发给站户；有的则由站户自行购置。不管来源如何，一旦倒毙，都由站户赔补。站户除可以免税的田亩税粮之外，其余部分仍须纳税。供应首思的站户可以免除和雇、和买、杂泛差役，有一部分地区的站赤由官府供应首思，这些站赤的站户与民户一样承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牛站户、狗站户和船站户的情况与马站户差不多。
站赤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元朝政府规定，只有军政事务才许乘驿，而且必须持有铺马圣旨或圆牌，作为凭证。但是王公贵族、上层僧侣和各级官吏纷纷巧立名目，乞求铺马圣旨和圆牌，任意乘驿。站道上往来人员日益增多，站马因使用过度不断倒毙，马夫疲于奔命，首思供应不断加多，站户的负担愈来愈重。牛、狗、船等各站户的负担也是一样。再加上站官多方勒索，站户中的富户又与官吏相互勾结，逃避站役，把负担转嫁给一般站户，因而站户日益贫困化，许多人被迫逃亡。为了防止站赤制度废弛，元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发放救济物资，限制铺马圣旨和圆牌的使用，重新签发站户进行补充等，但是效果都很有限。元代后期，站户消乏和逃亡已成严重问题，站赤的运行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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