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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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动六个军及海、空军一部，共计约十五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四个军及后援军、海、空军约二十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奉军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到9月30日已连克朝阳、开鲁、建平、凌源，10月9日又占赤峰，战事重心移向山海关主战场。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10月7日奉军攻克九门口要塞，威胁直军侧翼。吴佩孚于11日亲赴山海关督战。14日奉军又克石门寨，山海关直军正面阵地动摇，吴佩孚被迫放弃自海路运兵攻击奉军后路的计划，临时抽调精锐部队增援山海关战场。
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已，开战后在古北口屯兵不前，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星夜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消息传到前线，直军士气一蹶不振，吴佩孚率兵一部回救北京，并急调江、浙、豫、鄂等省直军北上驰援。但奉军由冷口突入长城，占领滦县，直军后路被断，全线崩溃，山海关、秦皇岛均告失守，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在杨村被国民军击败。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也出兵分别切断了津浦、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奉军大举入关，吴佩孚孤立无援，直军在华北的主力全部覆灭。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率残部两千余人自塘沽登船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11月2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共同拥戴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权实际上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章立凡）
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
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混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6月成立定国军，段自任司令。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16日，日本开出一支护路队助西北边防军占领杨村。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这次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侯均初）
直系军阀
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其首领。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地盘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2年9月任直隶都督，次年被派南下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攻占南京，其部属驻守长江下游一带。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继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了直系的基本势力。
直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18年8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的职权。次年12月冯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他们一面迎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一面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揭露皖系的媚日卖国行动，赢得了舆论的支持。1920年7月同奉系首领联合发动了直皖战争，在京汉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地打败了皖系军队，与奉系一起控制北京政府。
直皖战争后，直奉之间在地盘和权力的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锐，导致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双方在北京附近开战，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仍采用消灭异己势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先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驱逐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继而策动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出广东。同时向外地伸张势力，派杨森督川，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1923年吴佩孚制造了屠杀京汉工人的“二七”惨案。6月曹锟在京驱逐黎元洪，10月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直系由此而声名狼藉，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兴起，孙中山同奉系和皖系势力的反直系“三角同盟”发挥一定的作用。直系内部四分五裂，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酝酿推倒曹锟统治，并同奉军秘密联结。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逃。11月3日，战争结束。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奉系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政权实际上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控制。
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为抵制奉系控制长江下游，1925年10月和省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发出反奉通电，并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兵进攻上海，沿沪宁路击溃奉军，占领南京、徐州，从此以东南五省首领自居。吴佩孚乘孙传芳反奉机会，到汉口自称苏、浙、鄂、赣、川等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委任萧耀南为鄂军总司令，重新纠集直系势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支援下，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郑则民）
职田
职田
中国古代按官职品级授与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施行于西晋至明初，其间亦曾称为菜田、禄田、职公田、职分田等。职田是国家掌握的公田，不属官吏私人所有，只以收获物或部分收获物充作俸禄的一部分，官吏离任时要把职田移交给下一任。这种土地严禁买卖，也不得换易。
东汉献帝时，曾将京畿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的公田按原俸禄等级给予百官，让他们自己收取租税，是职田制的萌芽。两晋时期，职田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西晋元康元年（291）正式规定中央官吏按一、二、三品授与菜田十、八、六顷。菜田的授受办法是：以每年立夏为断，立夏前到任的官吏，可收取当年的田租为俸禄；立夏后到任的，田租归前任，继任者另外领取一年的食俸。东晋时，始授予外官禄田，其数量大体上是都督二十顷，刺史十顷，郡守五顷，县令三顷。南朝刘宋各级官员所得禄田数量比西晋有所增加，禄田的授受也改以芒种为断。元嘉末年又一度改变为按官吏到职之月起，计月数而分其田禄。齐、梁、陈各代也都有禄田。北魏太和五年（481）对州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依官品等差给以公田，是为北朝授职田之始，至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时予以重申。隋给职分田，一品五顷，至五品则为三顷，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唐代武德元年（618）诏令内外官各给职分田，数量亦以秩品高下为差。唐代的职田只授给职事官。未补正的内供奉和裹行官不给职田，只从太仓领取相当职田地租最低量的“地子”；员外官则既无职田也不给“地子”。
职田形成制度以后，历代政府都十分注意职田的管理，以保障百官的经济利益。唐代职田由尚书省工部屯田郎中主管，具体事务由朝廷委派使职官和州县长官处理。州县每年六月要勘造一次职田籍帐，申报尚书省。这种籍帐记载职田四至、田租标准等，称之为“白簿”。当年十月依据白簿征收地租，给付本官。在白簿的基础上，又有三年一造的职田“黄籍”，供长期保存。唐代前期，基本上实行了此种造籍制度，但也有例外。由于职田常常是侵夺农民的熟田，严重妨碍均田制的施行，以致政府不得不承认职田“侵渔百姓”，在贞观十一年（637）和开元十年（722）两次暂时停给职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斗）。唐代后期，职田管理日渐混乱，职田籍帐多不能按规定勘造，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常常乘机用各种手段兼并职田，使之成为“形势庄园”；与此同时，又换易荒闲薄地充作职田，照旧征取高额地租。
从两晋至唐，职田的经营及其直接劳动者的身分都有所变化。两晋南北朝时期，禄田由官府使役驺卒、文武吏及僮耕种。这些劳动者往往是全家服役，世代相袭，人身依附极强，其身分十分卑微。他们在禄田上受到分成制的地租剥削，每年至少要将收获物的五成或六成交给官吏。所以此时期禄田上的劳动者实际上是农奴。唐代授予职田，不再同时授与田驺、吏、僮等作为劳动力，而由职田的管理当局“借民佃植”或受职田的本官“自佃”。法令规定职田租佃“并取情愿，不得抑配”。因此，唐代的职田一般是分成小块，由国家编户即普通称之为“百姓”的人（主要是自耕农）佃种。这些职田劳动者同两晋南北朝的驺卒等相比，有较“自由”的身分，对受职田的官员一般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他们同样承受残酷的剥削。唐代职田实行定额租制，其租额通常限定在二斗至六斗，实际上职田佃农所受的剥削远不止此数，他们在交租之外要另交职田草，又要变米雇车搬送（或交纳脚钱），甚至还要交纳别立名目的桑课等。职田差税如此苛重，农民不愿耕种，唐后期不得不在局部地区临时将职田田租分摊在两税地亩上，使之成为两税的附加税，由两税户交纳。此法并未久行，更通常的办法是州县逐年将职田强行摊派给百姓租佃，甚至强令身居城镇的人虚额出税，给百姓造成极大的苦难。当时有人就指出“疲人患苦，无过于斯”。其结果是造成职田佃农相继逃亡，而官府又变本加厉，捕系亲邻，征赔地租，把负担摊配在其他农户身上，从而加速了更多的农民破产、逃亡。
（李文澜）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沿唐制复置职田，以官庄及远年逃田充，然只授予外任官，中朝官不再享有。其数额：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其中州县长吏得百分之五十，以次官差减。仁宗庆历三年（1043）更定守令佐职田顷亩之限：大藩府长吏二十顷，通刺八顷，判官五顷，余并四顷。防、团、刺史州、小军监及上、中、下县，类此。陆田以三月底、水田以四月底、麦田以上年九月底为限，官员在限前到任者，才能享有当年的职田租入。元丰初诸路共约有职田二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七亩。职田佃户召浮客（客户）充，每顷不得过三户；公人及主户不许租佃。稍后又规定，第四、第五等主户亦可租佃。地租有实物分成租，也有实物定额租，后者日占优势，以致北宋末年规定，职田租课并折纳现钱。职田免二税和沿纳，租入全归各外任官分享。贪官污吏往往非法多占职田，以重租、折变侵渔佃户，至有无田而令民纳租者。
（梁太济）
金循宋制授与外任官职田，按品秩和职事定其多寡，自正三品三十顷或二十五顷，下至从九品三顷或二顷。品同职异，所授职田有差别，如正五品刺史、知军监使十三顷，余官并十顷。猛安谋克、乌鲁古（群牧所）官等无职田。职田每亩取粟三斗，草一称，初就输于各官公宇，天德二年（1150）改送官仓，按月均数，随月俸支给。
元制，诸路、府、州、县、录事司官及按察司（肃政廉访司）、转运司官有职田，其余并无。路以下各级地方官职田定于世祖至元三年（1337），按察司官职田定于十四年。自上路达鲁花赤、总管、按察使（约正三品）十六顷，以下递减至主簿、县尉（正、从九品）二顷。各官职田从官田及荒闲地、户绝地内标拨，召募佃客耕种，依乡原例收租；将拨到顷亩、条段、四至造册申报户部，以后继任官员相沿交割。江南职田初依腹里体例给与，因荒闲地少，实得者无几。至元二十一年改为比腹里减半。至大二年（1309）拘收职田入官，改支禄米，自三品每年一百石依次减至七品以下四十石；四年，仍复旧制。初，前后任官交割，北方以施工布种、南方以芒种时节为限，限前归后官，限后归前官；皇庆元年（1312）改为按支俸月份收租入。元职田租为定额租，交纳实物或折钞，由佃户送纳各官衙门。官员多倚势增租，如袁州路原额每亩米二斗二升，江南湖北道三斗，都增至六斗，福建道廉访司职田租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