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①将军：将军又分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汉代兵权由皇帝亲自掌握，各种率兵的军将都由皇帝任命和指挥。由于将军和皇帝关系十分亲近，所以将军也参与机要的谋议。有些皇帝的亲信大臣，皇帝也给他们加上将军的称号，以示尊显，如萧望之本为文臣，因受遗诏辅政而拜为前将军。
②近臣：包括侍中、左曹、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皇帝对所亲信的九卿或其他官员、儒生，在他们原职之外再给予侍中、常侍之类的名号，当时人称这类官名为加官。所谓加官，是一种头衔，并无具体的职掌，但获得此号者，可出入禁中，并参与机密的商议。有时他们还可根据皇帝旨意去批驳外朝大臣。西汉的近臣，实际上是皇帝的宾客和幕僚。
③尚书：尚书本为皇帝身边掌司笔札的小官。中朝出现后，它的地位逐渐重要。它和仅仅参与议论的加官不同，尚书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成为皇帝的秘书机关，在中朝已渐居核心地位。昭帝时（前86～前74），霍光秉政兼领尚书事，以后辅政大臣都援此先例而领尚书事。
自从中外朝分立之后，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即以中书的身份专断国政；哀帝、平帝之世（前6～公元5），外戚王氏相继把持中朝，终于酿成新莽代汉的结局。
东汉文献中已不大提到中外朝，但中外朝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变化。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吸取西汉覆亡的教训，对功臣、外戚防范甚严，不许他们进入宫禁，竭力把权势揽在自己手中。外朝的三公成为备员，中朝的尚书的地位便更加重要。章帝以后，在位者多为女主、幼君，依靠外戚、宦官治理朝政，他们逐渐取代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支柱。
（吴荣曾）
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
有史以来中国与东西方各国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及产生的结果。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
1…2世纪传到意大利的中国战国时期表铜器
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更西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国，大宛（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得以引进，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称谓之一即来自丝字。中国的丝、纸和钢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国历经盛衰，延续至今两千年。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汉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这四百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远较秦汉时期发达，而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法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溶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烙印。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南朝。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中国织锦采用了萨珊朝流行的联珠圈内对禽对兽图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中国，建立寺庙。据传波斯僧侣曾用空心竹杖把蚕卵偷运到东罗马，从此蚕丝业传入欧洲。朱应、康泰和法显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
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所未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极为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文化，推动了本国各方面的发展，如日本的南渊请安、吉备真备（693～775）等。有的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朝衡（698～770）、新罗的崔致远等。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如印度人后代瞿昙氏一族供职于司天台，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作品被选入《花间集》并以词人著称，堪称文化交流的■灿成果。来自缅甸的骠国乐舞，来自中亚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长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画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画，唐代兴起的新文学体裁变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响。印度医药著作和医术，在唐代也颇为流行。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兴起。广州设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于广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东沿海一带则多新罗商人活跃其间。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唐代对外的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翻译携回的经典，从事传播。他们的游方记录，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传入密宗，一度颇为兴盛，其影响遗留在后来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号称南朝时传入而实为中国本土形成的禅宗，也在这时繁荣起来。唐代在长安、洛阳等地有波斯及中亚商人信奉的祆祠，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唐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以后经由大食传入欧洲，广泛流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罗尼的作法，当亦源于中国（见雕版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于唐代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环，返国后留下了中国人最早关于伊斯兰教的记录。
北宋政权的北面有辽，西北有西夏；南宋则北方先后有金及蒙古，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象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远及阿拉伯半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市舶所入在国库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对外贸易的兴旺过于北宋。11世纪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针罗盘，可能不久即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传入欧洲（见指南针）。以后日本制旱针盘，16世纪其法传进中国。有宋一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土过南宋瓷器残片，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出土过宋瓷，11世纪埃及工匠还曾仿制中国瓷器。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印本书籍广泛销行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见活字印刷）。宋朝的铜钱，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海外输入的货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宝等为主。日本的木材颇受欢迎。越南的占城稻种耐旱易长，在宋代中国由南而北从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广。这时番商以大食人为多，他们之中有的久居中国，广州、泉州、扬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还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来华，但当时所译经典国内外影响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禅宗与理学，对外发生了重大影响。南宋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了禅宗，以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 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采。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