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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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海押立以西征服地区均属于他（见钦察汗国）。1223年，成吉思汗东还时，术赤称病，未入觐。有人告发他正在围猎，成吉思汗怀疑他背叛，准备发兵亲征。此时，传来术赤死讯。术赤死的确切日期不清。稍后的穆斯林作家说他先成吉思汗六个月去世。有子甚多，知名者十四人。次子拔都承袭汗位。
参考书目
J。A。Boyle，The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trans。fromRashīd al…Dīn：the Jāmi‘al…Tāwārīkh，New York，1971。
（周良霄）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魏晋之际代表一种特殊风格和思想的名士团体。其中以嵇康、阮籍为骨干，包括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他们以庄子精神为寄托，常寄情于竹林幽泉之乡，以纵酒谈玄，高尚其志著称于世。
竹林七贤生活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斗争激烈的时期。司马氏集团权势日重，先后诛杀曹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李丰、夏侯玄等曹魏集团的重要成员。不少名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部分名士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对掩饰司马氏集团统治的名教也发生怀疑。于是便酣饮为常，放浪形骸，企图以此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竹林七贤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
七贤所处的时代相同，其思想的主要趋向是崇尚老庄，高谈玄理（见玄学）。但由于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气质品格以及个人遭遇不尽相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风貌。从思想品格方面说，嵇康、阮籍相类；山涛、向秀相类；刘伶、阮咸、王戎相类。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父瑀，建安七子之一。为蔡邕弟子，阮氏是经学世家。籍却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官至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纵酒谈玄，蔑视礼法，与嵇康友善，同为竹林之游。他发言玄远，放荡无羁，口不臧否人物。在哲学自然观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一切皆以“自然”为本，否认在自然界之外有精神性的主宰。其政治思想，表现为调和“自然”与“名教”的拆衷主义。他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但又主张“守尊卑之制”，“上不凌下，卑不犯贵”，并不真正主张废弃名教。这种矛盾的政治观点导致追求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观。他的文学造诣较深，诗长于五言。有《咏怀》八十二首，表现了怀才不遇、苦闷徬徨，希慕隐退和超脱世俗的心情。后人辑有《阮步兵集》，其中《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曹魏宗室婿。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好老庄，学无师受，与阮籍齐名。其人不满时政，不堪流俗，毁弃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以东平人吕安系狱所牵，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哲学自然观上，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他在代表作之一的《声无哀乐论》中，认为音乐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关的。
竹林七贤画像砖拓本（部分）
江苏南京西善桥晋末宋初墓出土
政治思想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毁儒家的繁琐礼教。但他的真实思想仍在于维持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其著名的《戒子书》便是明证。他向往“崇尚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无为政治，认为这样便可“玄化潜通，天人交泰”。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其《幽愤诗》尤有名。通乐理，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称于时。其著作有《嵇中散集》十卷，已散佚，经鲁迅辑校的《嵇康集》较为详备。
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人。好老庄，常隐居不问世务。后依附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大将军从事中郎、相国左长史等官。入晋为大鸿胪，出为冀州刺史，入朝任吏部尚书，后拜司徒。他主持吏部多年，举无失才。每选用人物，亲作评论，世称“山公启事”。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人。少为山涛所知。清悟有远识，雅好老庄之学，官至散骑常侍。曾作《庄子隐解》，早佚。现存《庄子注》乃郭象在向秀注基础上“述而广之”之作。向秀在哲学上，提出与贵无论不同的主张，强调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否认有一生生者作为万物的主宰。但他又承认有一个“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表现仍未摆脱贵无论的影响。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主张顺应“自然之理”，同时要“节之以礼”，反映了“以儒道为一”的思想倾向。擅诗赋，其中以哀吊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最为有名。
阮咸 字仲容，生卒年不详。陈留尉氏人。阮籍之侄。晋武帝时，曾任散骑侍郎，后出补始平太守。纵酒放荡，不拘礼法。曾与诸阮聚饮，以大盆盛酒，时有群猪来，他便与之共饮。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刘伶（约221～300）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沛县）人。初仕魏，晋泰始初对策，强调无为而治，被黜免。放情肆志，性尤嗜酒，放浪形骸，无所用心。常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锹相随，嘱曰“死便埋我”。蔑视礼法，纵意所如。著有《酒德颂》，宣扬“无思无虑”，“行无辙迹”的虚无主义人生观。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晋武帝时历任散骑常侍、豫州刺史、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尚书令。性简要，善清谈。常委事僚属，不躬庶务。贪吝好利，广有庄园，聚敛无已。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遂钻破李核出售，以此获讥于世。时人谓为“膏肓之疾”，阮籍亦称其为“俗物”。
（李中华）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参考书目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北京，1960。
（方诗铭）
主父偃
主父偃
（？～公元前126） 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见中外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对当时的政治颇有影响。几次上疏，都能切中时弊。他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见推恩令），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他还提出，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以及设置朔方郡，以省内地转输戍漕，加强防御匈奴等建议。这些建议迎合了汉武帝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多被采纳。元朔二年（前127）主义偃被拜为齐相，揭发齐王奸事，齐王畏罪自杀。武帝以为主父偃曾胁迫齐王，加之赵王也使人告发其接受诸侯贿金，遂下令逮捕主父偃。后被族诛。（田人隆）Zhuhu主户 宋代户口中的一类。凡属有常产的税户，都划为主户。其中一小部分居住于城镇，称为坊郭主户，根据房产等的多少区分为十等。乡村主户根据常产的多少划分为五等。第一、二、三等户也称上三等户或上户。一等户一般占田三、四顷以上，多至数十、百顷，南宋晚期的民户有的收租达到百万斛。他们同部分官户及坊郭户中的大商人组成大地主阶层。第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占田一般自一顷到三四顷之间，属中小地主阶层。在宋代，整个地主阶级约占总人口不过百分之六七，但所占有的土地，约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五十至六七十。而其中占总人口不过千分之二三的大地主，占田达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四五十左右。被称为下户的第四、五等户和客户，为农民阶级。其中，第四等户以及部分三等户，一般占田三四十亩至五七十亩，属于自耕农民阶层，较为富裕的则属于自耕农民上层或富农。第五等户占田一二亩至二三十亩，所纳税钱在五百文以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靠租佃部分土地为生，构成半自耕农民阶层。在宋代，自耕农民、半自耕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而所占土地仅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按照国家规定，根据占田多少、户等高低承担国家的赋役；占田越多、户等越高，承担的赋役也就越重。可是由于大地主隐田漏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