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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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0页）
五四运动时，街头张贴的“毋忘国耻”的标语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北京高校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受到热烈欢迎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参考书目
《五四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79。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郑则民）
五院
五院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置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的总称。
行政院192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下设内政、外交、军政、海军、财政、实业、教育、交通、铁道九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和一卫生署（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屡有裁并增置），分掌各有关职权。各部设部长一人，政务次长、常任次长各一人；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院长综理院务，监察所属机关，任免行政官吏，主持行政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行政院会议得议决以下事项：①向立法院提出的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②荐任以上行政官吏的任免；③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员会间不能解决的事项；④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的事项。
立法院1928年12月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但非代表民意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等权，并得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指挥所属机关，提请任免立法委员，主持立法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委员四十九至九十九人，任期两年，得连任，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和律师业务。设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军事五常设委员会，并得根据事实需要，增设临时性的特种委员会。
司法院1928年11月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司法院会议，并经最高法院院长及所属各庭庭长会议议决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下设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掌司法行政、司法审判、行政诉讼、官吏惩戒职务。
考试院1930年1月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领导并监督所属机关，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院务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分别依法行使考选和铨叙职权。
监察院1931年2月1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命所属官吏，主持监察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监察委员十九至二十九人，任期无定，依法享有特殊保障，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下设监察使署和审计部。
参考书目
钱端升、萨师炯等：《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
董霖编著：《中国政府》第2册，世界书局，上海，1941。
许崇灏：《中国政制概要》，商务印书馆，重庆，1943。
（曾业英）
五铢钱
五铢钱
汉武帝时开始铸造的一种标准铜币。因其实际重量和币面重量一致，都是五铢（约3。33克），故名。
汉初，币制混乱，所铸的各种铜币承袭秦制，文虽仍称半两，但实际重量远较半两为轻。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另一方面，民间私铸者多，钱质恶劣，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私人铸钱。武帝即位后，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大量铸钱，民间也私自铸钱。因盗铸有重利可图，致罪者虽多，却无法禁绝。私铸者还往往磨取官钱的铜屑以盗铸钱，官钱也因此逐渐减轻，同私铸的劣币一样。“钱益多而轻”，物价高涨，币值低落。
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
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前122～前111），政府企图借铸钱之利以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也企图用更换新币的办法限制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亟需巨款赈贷。因此，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元狩四年（前119）初，在张汤主持下，造白金（银锡合金）币及皮币（未广泛流通）。与此同时，销毁了文帝时的半两钱（四铢钱），另铸“文如其重”的三铢钱，以广流通。法令虽严禁私人铸钱，但白金币定值过高，三铢钱轻，易作奸诈，盗铸仍然盛行。五年春，罢三铢钱，改行五铢钱。这时钱由郡国铸造，各地从中取利，钱多轻，私人盗铸者亦多。五年间，汉因盗铸金、钱遇赦免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赦罪的有一百多万人。元鼎二年（前115），始集中铸钱，由京师钱官铸赤仄钱。以精铜精工制成，一枚当郡国所铸的五铢钱五枚使用，规定赋税、官用必需用赤仄钱。未久，白金终废不行，赤仄钱因与五铢钱比价不合理，私铸更多，使用不便，币制混乱，依然如故。
元鼎四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政府决定克服过去铸币权不统一，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这两大弊端，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一说为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钟官直接掌管铸造，技巧主刻范，辨铜负责原料供应及检验铜的成色。这种新币名为“三官钱”（又称“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并责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新币选料严格，以铜范为母范翻铸之钱大小、式样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新的五铢钱不惜工本，私人铸造很难，无利可图，禁令又很严格，所以盗铸之风一时衰息。货币混乱的问题终于获致解决，币值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货币统一以后，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进一步获得了经济上的保证。
五铢钱大小、轻重适中，制作精整，有外廓可保护钱币不被盗磨，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约一百二十年中，共成钱二百八十亿余。王莽统治期间，屡易货币，并禁用五铢钱，造成极大混乱，但民间仍私用五铢钱。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重铸五铢钱，改由太仆属官考工令主管，郡国也可铸造。东汉五铢钱制作轻薄，由传世的大量东汉五铢钱可见。灵帝中平三年（186）所铸四出五铢，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廓，亦称“角钱”。汉末董卓于献帝初平初年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这是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结果是货轻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一度钱货不行。东汉以后各朝，仍继续沿用五铢。五铢钱从汉武帝铸造一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罢，流行了七百多年。
（宁可）W
伍廷芳
伍廷芳
（1842～1922） 清末民初时期政府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其父伍荣彰在南洋经商。伍廷芳于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生于新加坡。1845年随父归国，十三岁往香港入圣保罗书院，1861年毕业，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三年后获大律师资格，到香港任律师、法官。1896年任清政府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并两次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12月被南方独立各省推为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协助孙中山制定和颁布一些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制和法令。袁世凯篡权时，退居上海，反对帝制。1916年11月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1917年，在以美、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中，伍站在黎元洪一边，于5月任代总理，协助黎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6月，因拒绝在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被免去代总理职务。
1917年9月伍廷芳到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次年5月改任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兼任外交和财政部长。为抵制桂系的黑暗统治，他脱离军政府，携印信、税款于1920年4月前往上海。伍廷芳从现实斗争中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态度，日渐与孙中山紧密合作。11月随孙中山回广州，恢复军政府。次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他为外交兼财政部长，并一度代行总统职务。1922年4月兼任广东省省长。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出兵讨伐直系军阀。6月16日陈炯明叛变，伍廷芳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17日亲登永丰军舰与孙中山会晤，接受指示，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但英、美等国置之不理，仍助叛军夺取广州。他愤而病发，于6月23日在广州逝世。
（郑则民）
武昌民变
武昌民变
见城市民变。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
见辛亥革命。
武丁
武丁
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
祭祀武丁的甲骨卜辞拓片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西面的菋方、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