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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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纲法行之最久。

　　官督商销，即召商办课，由专商垄断盐引和引岸（见盐商）。商人向政府缴纳引税后领取盐引，买盐及销售均有地点限制。盐商中收盐者为场商，行盐者为运商。运商中又分引商、运商。引商均子孙世袭，称为“引窝”，垄断盐引购买权，大都脱离流通过程，靠出卖盐引，坐收“窝价”为生。运商活跃于流通领域，垄断盐的运输和销盐地区的引岸权。运商中又有总商和散商之别。散商即个别的盐商，总商即散商的首领。官府把散商隶总商名下，总商负督征盐课和查禁私盐之责，并将散商花名引数送盐政衙门备案，然后按所领引数行盐纳课。官督商销使专业盐商垄断了盐的收买、运输和销售，得以任意剥削食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随着官府财政的需要，不断增引加课，雍正时又开“报效”之例，每遇军兴、庆典、营建，皆令盐商捐资。国家为奖励盐商，初则准其加价，继则准其加耗。加之官吏勒索成风，私盐盛行，盐法紊乱，商民皆受其害。于是从雍正时起，在一些地区陆续对盐法进行改革。或废引截商，官运官销，或将盐课摊入地丁，就场征税，听民运销。道光十一年（1831），遂在主要产盐区行票盐法。

　　清两浙盐运道发给盐商江岫云的执照

　　票盐法，即取消盐引私引商，设督销局，招贩行票，在局纳课，领票买盐，直赴运岸行销。票盐法废除了引商、运商对食盐的垄断，具有降低盐价、打开销路及增加盐税等作用。咸丰以后，百货抽匣亦及盐务，谓之“盐厘”，盐课收入，恃盐厘为大宗。厘金征收方法有包办和散收。包办即由会馆或同业公所向匣金局承纳包额，商民可免匣金局留难殊求；散收即各厘金局直接向货主个别征收。同治三年（1864）整顿两淮票法，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五年，李鸿章在淮南行循环票法，盐商只要能照章完纳盐匣，即可享受循环运盐之权，不准新商加入。从此，票商专利同于引商。光绪年间，因赔款、练兵、要政、海防、兴办铁路等名目而增收盐匣，数逾正课。自此盐价日贵，私盐日甚，引岸多废。省亦各自为政，或官运，或民运民销，或官运商销，制度不一，但仍以官督商销为主。盐商专利之弊，与清朝相始终。

　　民国1913年，在中央的财政部设盐务署和稽核总所分管盐政和税收。盐务署的下属机构有产盐地区的盐运使司，并有盐场设场知事，掌盐务行政、产制贮藏、仓坨盐警、盐督捆运、征收场课；销盐地区的榷运局主管收盐发盐。稽核总所的下属机构有产盐地区的稽核分所，销盐地区的稽征处、收税总局，主管收税放盐。时值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为担保。按照合同规定，盐务稽征总所及其所属机构必须聘请外籍人员分掌盐务；征收的盐款不得存入银行团之外的银行，非经外籍任职人员签字不能提取，致使中国的盐政主权落入外人手中。1917年以后，善后借款本息改由关税支付，1928年国民政府始将盐税存款改存中国银行，收回盐政主权。1932年和1935年政府曾对盐务机关进行改组，扩大盐务稽核总所职权。1937年再次改组盐务机关，盐务稽核总所改为盐务总局，直隶财政部，综理全国盐务，于产盐地区设盐务局、销盐地区设盐务办事处。撤销原盐务署，财政部设盐政司，专司指导与审核事宜。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省自为政，盐法紊乱较晚清为甚。其后逐渐建立盐法制度，规定非政府许可不得开采。政府于盐场适宜地点建立仓坨储盐，盐场所制之盐必须全部存于指定的仓坨，由政府检查质量，秤发出纳，就场以百担为单位征税。商人买盐须先向代理国库银行纳税，领取完税凭证后再至仓坨买盐。仓坨出售之盐，由场长召集全体制盐人代表，按等议价公布。盐商在产区缴纳之场税及中央附加税称正税，销区缴纳之岸税及中央附加税称销税。政府还建立盐警缉查私盐。其运销制度，在稽核总所成立初期，虽曾在一些地区取消票权，开放自由贸易，但难于在全国推行，不少地区仍然实行专商包运包销的引岸制。盐税税率，据30年代统计，约占盐价的四分之三。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加强了对食盐的官运官收，以增加收入。内战爆发后，民国政府更是不断增加盐税，以挽救其财政崩溃。

　　参考书目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

　　陈诗启：《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1957。

　　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江海学刊》第11期，1962。

　　（贾大泉）　
　


　　　　
盐商
　　　　盐商

　　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

　　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祖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并不经营盐业，而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

　　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

　　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他们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盐商与朝廷及各级官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乾隆帝（清高宗弘历）屡次南巡时，长芦、两淮等地盐商承办差务，供亿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欢心。此外，康乾以来，清政府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之时，盐商往往踊跃捐输巨额银两，多则数百万，少亦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三千万两之巨，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达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对盐商的报效捐输，清政府在政治上奖给职衔，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经济上给予优恤，初则准其“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继则准其“加耗”（增加每引捆盐斤数），甚至豁免积欠盐税。此外，遇到盐商缺乏资本，清政府又借给帑金，俾资周转，谓之“帑本”；盐商每年交纳息银，谓之“帑利”。盐商和政府之间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说明清代盐商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商人资本集团。同时，盐商又将其所获的商业垄断利润购置土地，把这种利润转化为封建土地所有权，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乾嘉以来，盐商报效捐输渐多，又要支付清政府的“帑息”，加之官吏的勒索和本身的奢侈生活消费，便日渐陷入外腴中瘠，入不敷出的困境。盐商为了克服深重的危机，不断抬高盐价，加紧对消费者的搜刮，贫苦百姓至于淡食，引起民怨鼎沸。结果私盐因官盐价高而盛行畅销，官盐壅积滞销，盐课欠额日多，直接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了增加盐课收入，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改淮北引盐为票盐，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行票盐于淮南。以后，票盐法又逐渐推行于福建、两浙、长芦。在票盐法施行中，取消了引窝，无论官绅商民，只要纳税之后皆可承运，并且在销售区域之内，无论何县，都可随便销售。

　　同治五年（1866），两江总督李鸿章为凑集军费，责令票商捐款，并且准其作为世业，以后不再招新商。从此以后，盐商仍是获有世袭垄断特权的专卖商人。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被推翻，但盐商仍作为专卖商人而沿袭下来。

　　（萧国亮）　
　


　　　　
盐税
　　　　盐税

　　民国时期政府对盐的产制运销所征的捐税，是历届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又称“盐课”。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以盐税抵押，于是帝国主义开始干涉中国的盐务，中国政府仅能使用盐税收入抵债后的余款（即盐余）。北洋政府为增加盐税收入，乃筹议改良，而盐商群起阻挠，广行贿赂，使盐制积弊日深。1913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盐税条例》，规定每百斤征税二点五元（后改为三元），此外不得以他种名目征税。从此各种不同之税率得以逐渐趋于划一。据盐务稽核所统计，1914年全国盐税之收入为六千六百八十六万元，至1919年增为八千七百五十万元。嗣后内战频兴，各省军需浩繁，遂相继截留盐税，并纷起增加盐税附加，盐政之积弊更深。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着手改革盐政，1931年5月公布的《新盐法》，以“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为原则，规定每百公斤征税五元，渔盐征税零点三元，工业、农业用盐一律免税。此立法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由于专商暗中阻挠，加之财政当局深恐改革后税收短少，迟迟不予实施。直至1934年12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于1936年底完全施行。后因格于时势以及抗日战争爆发，新盐法仍未实行。然而盐税收入已很可观。据统计，1927年全国盐税收入为八千五百二十四万元；到1937年全国（东北未在内）已达二亿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2。9％。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于1942年1月1日起停征盐税，实行食盐专卖，后因成绩不佳，于1945年又改专卖为征税。

　　（齐福霖）　
　


　　　　
《盐铁论》
　　　　《盐铁论》

　　根据盐铁之议记录写成的重要史籍。西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下诏把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召集到京师，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提出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民间疾苦的原因，要求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这一主张受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反对，双方对为政得失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辩论，此为著名的盐铁之议。贤良文学服膺儒家，桑弘羊信奉法家，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的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申述了不同的见解。当时辩论有记录，桓宽根据记录进行“推衍”和“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其人的重要历史材料。书分六十篇，各标题目，内容前后连贯。桓宽曾治《公羊春秋》，与贤良文学思想相一致。因此，书中流露出对贤良文学的赞同和对桑弘羊的不满。参加盐铁之议的有贤良文学六十亲人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以及桑弘羊和田千秋的僚属。书中对各方问答的记述，虽笔墨不多，却比较生动地刻画出各自不同的情态，再现了盐铁之议的辩论情况。明弘治涂祯刊本是现存较早、较好的版本。今人郭沫若有《盐铁论读本》，王利器有《盐铁论校注》。

　　《盐铁论》（清刻本）

　　（吴树平）　
　


　　　　
盐铁使
　　　　盐铁使

　　唐代后期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的使职。盐指食盐的生产及专卖；铁泛指矿冶（包括银、铜、铁、锡等）的征税；茶在唐代认为是山泽之利，故其征税亦由盐铁使主管。盐铁使后与转运使合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

　　唐初不重盐利，玄宗开元元年（713），姜师度始奏请于安邑（今山西运城）盐池置盐屯，大获其利。同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收山泽之利，玄宗遂令姜师度、强循等俱摄御史中丞出使，检查全国盐铁之课。当时设置盐屯，仿照屯田制度，征发人民充当屯丁，或出租给有力之家经营，按定额征税。盐屯由地方官管理。安史之乱起，军用浩繁，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这是盐铁置使之始。第五琦立盐铁法，于产盐处招民为亭户，专业煮盐，盐以每斗十钱之价，尽数交纳给官府。由官府加价至一百一十钱出售，各地置监院管理，严禁私人盗煮及贩卖。从此，征税变为专卖，政府收入大增，上元元年（760），刘晏继为盐铁使，又改进专卖制度。按新办法，官府将贱值收购亭户的盐高价卖给盐商，随其所至贩卖，禁过境州县征税以保证官盐畅销。江南、岭外诸州距产地遥远，盐商少到，则于其地置常平盐仓，商人不至而盐贵时，平价售与平民。江淮要冲及产地置四场、十监以储盐、售盐，又置十三巡院以主持盐务，查禁私盐。在他初任盐铁使时，盐利只有四十余万缗，到建中元年（780）他离职时，盐利增加到六百余万缗，约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半数。从此，盐利为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