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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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先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阿炳为小道士时，师父教其吹箫、吹笛、拉胡琴、弹琵琶、学昆剧、京戏，待其极厚。一次中秋之夜，师父带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师徒两人驻足二泉池畔，但见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师父谛视良久，自言自语：“二泉啊二泉，我何时才能替你谱一首曲呢？”他告诉阿炳，惠山二泉从很远很远的古代传来，可以从中听到来自古代的声音，有“关关雎鸠”之声，有“呦呦鹿鸣”之声……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林海峰初履日本，吴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诫他：“追二兔不得一兔。”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住院治疗，而有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后来对梅贻琦校长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于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认为：“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
“自改革”的命运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魏源编《海国图志》，认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其时，无人采用其思想，书传入日本后倒发挥了作用，一日本学者为此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无望，每自嗟叹，说：“除非梦卜复求，此生殆无幸矣。”
袁世凯做官极重下情，他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其所作所为因此得海内外赞赏，交口称其为“应变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终没逃脱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东京笔战，梁启超被围剿甚烈，其中以汪精卫攻击最力，梁任公自称多泪多辩之人。不料若干年后，汪精卫亦被围剿，汪此时深有体味，亦自言为“多泪多辩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第二天，革命党人攻占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要推出一位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绝说：“谁同你们造反？”他逃往黄土坡参谋家中躲藏，当义军把他找出来时，他仍忿忿地说：“这不是胡闹吗？谁同你们胡闹呢？事先既未与闻，事后又不通知，这不是儿戏，北洋兵一到，将如之何？”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为都督，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连喊：“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翎东用枪逼着他的脑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后见革命大势已成才表示接受。后人称他是“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凯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被人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称帝后，全国反对，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压力，也先后宣布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顾维钧12岁时，跟上海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为同学。袁幕府中张衡山会看相，他说，这两个孩子皆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为此把女儿许配给了顾维钧，是为顾第一次婚姻。
顾维钧第二次婚姻在1919年告一段落，很快，顾在伦敦的社交场合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爱女黄蕙兰。据说顾曾找过一个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占卦这门亲事。卦占结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两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一镑缘”。
陈诚在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有一次，陈诚晚间访友，待到归来，已近天明，但他毫无睡意，乃索性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攻读，通宵达旦，便走向身边，问其姓名职务，陈诚毕恭毕敬作答，蒋大加赞赏：“我黄埔军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陈诚深为蒋青睐。
1925年，由于郑振铎的介绍，李金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入会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因此能见到那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丐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当时中国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1928年初，蒋介石因为北伐军快进入山东省，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戴传贤就推荐何思源，写信给蒋，由何带去。戴在信中说，近几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说何精通几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说，何是一个最孝道的人。蒋看完信后，对何大加辞色。
悲哀的继承者
郁达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难者，在内是凶恶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呀？”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详细解释发怒的原因，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为他痛哭，直到两人相抱而泣，这就是郁达夫说的“悲剧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龙儿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龙儿果然早夭。
丽尼婚后，妻子不巧怀孕，因家穷，无钱生养，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买了一大包奎宁，想要打胎。没想到妻子吃了奎宁后，腹痛如绞，丽尼吓得不知所措。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长辈到来，才赶紧把病人送医院抢救。
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反四次“围剿”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无法回家看望妻子，只是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他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还是打他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徐向前一直打听妻子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徐向前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王世镗少年时即喜欢临摹龙门石刻，谓“有古拙博大之风”，后由文字学研究入手，日耽翰墨，30年不倦。于右任偶然间得遇其书，惊问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汉中困居，以鬻字糊口，大为骇诧，以为如此奇才，埋没穷乡僻壤，实国人之羞。于设法将王老先生请到南京，相见恨晚，尽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遗简影本以飨王世镗，并广为称誉，予王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事书法。
鲁迅加入左联，与周扬等人关系不睦，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喧，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独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有了亡国的危险。在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阎锡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国民政府三方之间。他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几乎成了他的原则。到国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国人陈纳德传话愿接阎锡山脱险，阎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阎锡山最终丢弃了太原这一命根子，但如他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云南起义前夕，卢汉派杨文清去游说张群：“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你还有十五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