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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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5月，袁世凯让梁士诒给国民党人传话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时人流传一段子，山东的军阀省主席韩复榘讥笑这个运动时说：“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一次，张伯苓问李济，由于李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就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会一些年轻人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如此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答应供应中国武器。中方派杨杰将军为团长，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苏方将杨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乐部中，目的是对杨的任务尽量保密。杨自认他本人非但是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个外交魔术师。一次，杨要蒋廷黻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谓苏军将在两周内对日开战。蒋说他不做这种毫无根据的声明，并且请教他：如果发表这种声明，有什么好处？杨认为蒋是十足笨蛋，无法了解他的谋略。他说，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他们就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苏联，日苏就真打起来了。
节电：将钟拨快一小时
抗战期间，重庆电力非常缺乏。灯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蒋廷黻提议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四月一日将钟拨快一小时。孔祥熙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听过这种办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将时间提前或错后，他说他同意提早办公时间，但不同意随便将钟拨快。徐堪极力支持孔的意见，谴责蒋干扰时间，破坏自然。后来，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遂被采纳了。
商震好夸耀。早年常说，“我妻（商妻杨曾照）英文字笔记本有三尺多厚。”从开罗会议回国后，商震常对人说：“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够完善，在开罗时，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极为得意。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韦君宜回忆说，“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
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
李鸿章按兵不动，曾国荃得以顺利攻占金陵，曾氏兄弟，因此获得剿灭太平军“首功”。金陵城攻下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滚鞍下马，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急忙跑上前去，用手挽起说：“我们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我们。”
曾国藩晚年，英雄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曾生平心病，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而丢了直隶总督，两件大事代之者均是李鸿章。天津教案善后，李继曾任直隶总督，新旧更替，曾对李鸿章说：“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
慈禧曾说：“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女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英为世界最强国，然亦非维多利亚一人之力。英多贤才。各事皆由巴力门（国会）议定，彼惟画诺而已。我国大事，皆予独裁，虽有军机大臣，亦惟赞襄于平时，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誉甚佳，海内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乱，为梦想所不及。综计生平谬误，即此一举。”
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民国元年章太炎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题目特别：《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太炎骂了他们所反对的人，第二天他们发表章的言论时，题目改作：《章疯子居然不疯》。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对于乃父的帝制运动，颇不谓然，纵情诗酒，不闻世事，别人谈起帝制的事情来，他总是“掩耳疾行”。而其兄克定不放心，常对其百般挑剔，克文感慨地念煮豆豆燃箕的诗句讽刺他，克定大怒，两人吵起来。克文说：“你要做曹丕，难道就不许我做曹植吗？”袁世凯得知后，大骂两人：“你们这两个畜生，怪不得外人骂我是篡位的曹操，你们两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吗？有你们这两个宝贝儿子这么一闹，我这个名正言顺的曹操，还用来分辨吗？”
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拟入党誓约。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黄兴劝孙：誓约上“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和盖指模一事极为不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当面赞扬孙：“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认为：“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田桂凤跟谭鑫培合演《宋江杀惜》，田自负演技高超，在扮阎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楼”时，她极力卖弄，即兴编排，使扮演宋江的谭手忙脚乱，难以应付，非常狼狈。谭央求田说：“念咱们二十年交情，给我留点面子吧！”田说：“谁人不知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谭只得任她摆布。戏演到“杀惜”了，谭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时多得多的身段，淋漓尽致地进行表演，就是不把阎婆惜杀死。扮演阎婆惜的田被晾在一旁，没有戏唱，十分难堪，想下台却又下不了台。她最后只好向谭求饶：“你早点把我杀了吧！”观众大笑。
1925年12月27日，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再度进入北京，像其他手中有点实力的军阀一样，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杨宇霆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张爱玲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壁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梁漱溟在桂林偶遇陈树芬，时梁已50岁，陈比梁小6岁，却一直未婚，梁爱上陈，成为抗战期间轰动广西的新闻。当时传梁漱溟正在留胡子，为了更显得像男子汉，以博得爱人的芳心，在婚礼上梁又刮了胡子，梁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吴昌硕在70岁前，曾纳一妾，不到两年，即跟别人而行。吴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着对人说：“吾情深，她一往。”
抗战期间，蒋介石身受美国人的压迫，一度“极为焦急”，曾问陈布雷：“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愤然说，“我何爱乎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