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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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岳鄂王之心思也；唐会泽之事业，岳鄂王之事业也。”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后，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他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吴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1928年，张静江任浙江主席后，住湖滨“来音小筑”。一天张和他的姻亲周觉言语冲突，相互拍案大骂，说：“大家都是阊门（苏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是亮见亮！”
塘沽协定后，黄郛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各方头面人物，席间黄郛得意之余，大谈其秦桧，说：“人们都说秦桧不好，其实如果没有秦桧的议和，南宋就不一定还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和战皆好
陶希圣为人阴沉，善于察言观色。人们将其归入无行文人之列，他“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国共都骂。”
1932年初，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杨周熙（时在军政部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看。蒋交康泽审查，并考核作者。康泽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杨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向蒋介石呈复，说杨投机。蒋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改为“复兴运动”，内容照旧。
1932年，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反对，称：“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管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词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戴季陶做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唯才是举，给人以“天下人才尽入彀中”之感。有一次，因一已达分数线的学生没有被录取，戴在国民会议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蒋介石无奈只有罚扣其薪金三个月。
1934年，由熊式辉和杨永泰提议，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时人有嘲讽此事者，撰对联为：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联：忠孝仁爱礼义廉（意“无耻”）。
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召集各方势力会谈，以期尽快建立政权。王克敏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王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铁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账。”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因此极端痛恨王克敏。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实行高度的压迫和剥削。以艰苦抗战作口实对职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室哗笑。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回答说：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张国焘年少多才，在北京青年学生界及早期中共党内，张之英气皆不让他人。他的革命精神促使他参与了中共党的创建。但他一旦脱党，英雄的一生也就划上句号。在武汉，他见到蒋介石说：“委员长，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盛世才反苏反共后，诬人通共，十分起劲。他曾亲审丁慰慈，查问拿了多少卢布。丁不胜拷打，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人自诬。丁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嫌少，毒打之下，卢布数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还是遭受刑罚。丁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又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说出五十万，盛世才认为与其“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
陈公博为汉奸行为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苦熬，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
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时，山东范县跑得更快，其县委书记宣布，范县两年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书记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新乐园”：“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李敖买下“国泰信义公寓”一套房子，发现有问题，就去找公司理论。老板蔡万霖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蔡愣住了，看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以为李敖有来头，一下子软下来，答应赔偿。
“文革”末，周一良、汤一介、林庚、魏建功为江青收罗进“梁效”写作班子，时人对其投靠“洞若观火”，舒芜诗作《商山四皓新咏》得多人唱和。而四人不思反省，汤在其自传中坦言当年如此考虑，一认为毛泽东完全是对的，二进“梁效”写作班子后不会再有人来批斗自已；周一良传记《毕竟是书生》，则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柏杨被国民党逮捕，调查局的官员刘展华对他软硬兼施，刘说：“你只要坦白，自由就立刻可求。像你这样的匪谍，永不会了解我们三民主义信徒的高贵情操。”柏杨不愿屈服，刘展华就猛抽柏杨双颊，据柏杨说：“拳头像暴雨般猛击我的脸部和前胸，我挣扎着，但他的皮鞋连着踢中我暴露出的小腹……”
梁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
戊戍变法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之洞命开中门及暖阁迎接，而且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盖朝廷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才能鸣炮开中门相迎。梁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皆因其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张之洞特预为媚之耳。
左宗棠驻军汉口，奉命去镇压新疆叛乱时，恰好哥老会头目（人称大龙头）犯法逃到汉口。左正准备从汉口开往西安，忽见队伍自动集中，排成十几里的长队，非常诧异。不久接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巨匪要从汉口逃往西安，着地方查办。左摸不到要领，无计可施时，忽见队伍更形活跃，说是去欢迎大龙头，左更莫明其妙。幕僚说：“军中士兵上至将官都是哥老会中人，所谓‘匪首’就是他们的大头目。”并建议：“大帅最好加入哥老会，做大龙头。不然，我们无法到新疆。”左听后便去开山，做起大龙头来，收留会党，这才平平安安地到了新疆。新疆因此有了哥老会。
康有为在京师创立强学会，朝士集者百数十人，又赴上海设分会，请张之洞列名，张发电报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乃助会款五百两，拨公款一千两。
辛亥革命后，作为革命对象的皖抚朱家宝（他镇压了熊成基起义），不但没有被动“一根头发”，反而摇身一变，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宝座。孤云说这些人是：“清廷而在，则摇尾为奴；虏社既颠，则涂面革命。”
章太炎看到孙中山在广州护法的事“难就”，就想应云南督军唐继尧之招西行。孙派人劝说：“今人心不固，君旧同志也，不当先去以为人望。”章回答说：“此如弈棋，内困则求外解。孙公在广东，局道相逼，未有两眼，仆去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总代表任仆可也。”孙从之。
袁世凯曾向梁士诒说：“财政窘迫如此，交通部总要帮忙才好。”梁答说：“只须大总统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称：“每月须有四五十万才好。”梁立即爽快答应：“就是五十万可也。”
辜鸿铭：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张勋复辟期间，陈宝琛极为活跃，他对溥仪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使溥仪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处理黎元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陈当时脸色铁青，几乎失去了控制地对溥仪说：“梁鼎芬见黎元洪力劝他离开总统府，遭到拒绝，他这样拒不受命，请皇上赐他自尽吧！”溥仪以为过分了：“民国对我不是也优待过吗，我刚一复位，怎么能就赐黎元洪死，这是绝不应该的。”陈气呼呼地说：“他岂但不退，还公然拒绝梁鼎芬劝告，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民初，冯玉祥将军驱逐溥仪小朝廷，遗老旧臣们多方求援。载涛之子溥佳对罗振玉等人的表现印象深刻，罗矢口不谈什么借助外力（暗地里与日本人联系），两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来京时，总说是没回家就来到北府，向溥仪和王公们报告他在津与段会见的经过。当时溥仪以及王公们对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赞许，他总是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气说：“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尽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罗看成一个“忠贞可嘉”的人物。
张宗昌有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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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胡汉民从欧洲回国，提出“成立五院实行法治”的主张，以便再度与蒋介石合作。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他的口头禅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他做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喜怒无常，他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