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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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沿袭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认一切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第二，对这些
国家一视同仁。③当中央政权衰弱时，中国确曾习惯于平等主义的对外关系。
④这种长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1843年英国附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后付诸实
施。清帝对礼仪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贡制度，依然悬而未决；由于1860
年后新皇帝尚在冲龄，外国公使在他面前行叩头礼的问题只能推迟到1873
年去解决了。
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在这种形势
下，长期形成的战略是嗾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一个侵略者。几乎在美国和
法国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广州管理蛮夷的官员就寻求他们的帮助来制
止英国的侵略。后来，例如李鸿章在制止日本、俄国和法国蚕食的各种努力
中，一再试图得到美国的调停和外交帮助。在1894年英国未能帮助反对日本
后，李鸿章转向俄国。“以夷制夷”是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①虽然中国人认
为有必要放弃中国中心主义，但利用一种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种外国势力的
思想是容易沿袭的。它与西方的均势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860年后中外关系过渡时期的特点，简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
说明，这是非中国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国人共同治理中国的一种方法。
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利用外国统率的洋枪队保卫上海和宁
波，然后是赫德领导下的帝国海关的发展，但赫德只是19世纪中期后众多外
国雇员和顾问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毕竟借用外国技术理所当然地一起带来了
外国专家。这一切都是通过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而取得的。但是这种在北京
的共同治理的权力机构和条约口岸中靠把英国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
稳定的趋势，只有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样，满人熟练地
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在19世纪90年代，
一旦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种办法就失去了效用。②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
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清朝领导下的东亚的中国中心帝国，已
经确立了中国的优越中心文化和物质力量与围绕其陆上边界的较小民族之间
的关系。但当中华民国继承前帝国时，它面临极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义
原则上的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民族中地
方统治者的宗主权。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爱国者最反对的西方式殖民帝国
主义，民族和帝国的观念才能相容。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统一中国领土的传统
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
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
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
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
它的基础。
③ 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 的中国对外关系》，第
50—60页。
④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世纪》。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4章《李鸿 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
1879—1895年》。
②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19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 靠条约的共同统治》，载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
之中。①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
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
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②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
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
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
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
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
中国人。1911年前的10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
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①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
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
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
收。②清末10年（1901—1911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
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
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
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1911年7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
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亚有1700英里的边界，在19世纪中叶沙俄就已确定了对
蒙古的目标。俄国从北京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并追求像对保护国那样
的优势；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圣彼得堡赞成蒙古继续在清朝宗主权下自治，
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
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
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
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
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800名俄
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
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12月29日，库伦
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
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
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
古军队的同时，于1912年1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
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
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
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
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
判后，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
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
① 本书上卷第1章。
②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143—145页。
①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②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10卷第8章。
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
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
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
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
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
革命党在10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
1921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1924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
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①②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
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
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
属。清朝在18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1886年
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1904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
国前头，她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
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1906
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
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她并不注意
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1908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1910
年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
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
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
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
达赖喇嘛于1913年1月宣布西藏独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
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1914年英国、中国、
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
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
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
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
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
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①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
政治的边缘。1890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20年，从1908年起
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
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
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
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
① 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 1911—1921年》，第39页和各
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 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7—13章的全面叙述；又
见罗萨比： 《中国与亚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1917年以后的事件在B。希伦德夫和 M。桑吉道尔吉编
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译者。
坏性影响。1924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
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
贸易急剧增长。从1923—1924年度的340万卢布猛增到1926—1927年度的
2200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
杨督办①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②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种方式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对中华民国只保留
边际的重要性。满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在一个汉族地
区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直接对抗，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日本的蚕食引起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总体问题。已被迫放弃对外
来者礼仪至尊传统要求的中国，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
的屈辱地位？为此目的，她怎样才能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新观念，
来代替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在这中间，在中国和围绕中
国而发生的战争——不管中国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样影响它的政治和经济
的呢？中国衡量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当与另一个国家——大多是
日本——发生冲突时，中国的领导人和舆论是怎样面对斗争的？简言之，他
们怎样看待他们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是一个有教育意义
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现代的中国人确立了对他们自己和对现代国际社会
的观念。
① 1914年6月，都督改为将军；1916年7月，将军改为督军；1925年1月，督 军改为督办——译者。
②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220— 229页。又《中华
民国传记词典》第4卷，第11—13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 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于1943年得
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夺取 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训练的军官，他处决了 许
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 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
义还是机会主义？》。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和西方
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①1901年后，西方列强已经加强了自我
约束以保持现状，并追求它们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俄国和德国除外。甚
至随着1917年的革命放弃了原来在中国本部的不平等条约权利后，俄国也继
续渗入蒙古和北满；而德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东亚舞台上消失，
直到20世纪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