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
在1929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
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
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
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
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
混乱不堪。事实上在1927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
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
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
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
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
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
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
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
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
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
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1927
年8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
伍里的共产党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
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1927年9月，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
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
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1928
年1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
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2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0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
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
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
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
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
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
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
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
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
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
望”。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
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
年的仅15万人增至1929年的63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
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
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年1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
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
构成状况在1927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
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共
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
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
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
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
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
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
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
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
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
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
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1928
年和1929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
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
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1924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
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
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
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
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
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80％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
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1929年1/3国民党员年龄在25岁以
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欧洲，并且至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② 《晨报》，1928年1月11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 102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331—333页；阿
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
页。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
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
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1928年5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
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1。5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
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
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
1928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
在1924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
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1928年，陈
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
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
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
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
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
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
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
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
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
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
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
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
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
以，紧接着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
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
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
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
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
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
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
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
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140—152页；陈公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78—190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年》，第64—79页；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
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
第96—131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
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
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
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
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
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
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
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
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
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
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
—1931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
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
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
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
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
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
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
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
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
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
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
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
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
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
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 1930年》，伍德海编，
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