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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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1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
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
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
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
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
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
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
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
司令官。①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
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1928年开始聘用德国军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
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
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
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
赖。例如，汪精卫1927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
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
精卫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
同样，胡汉民在1932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
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
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
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
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
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
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
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年和1922年间，
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
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
① 《革命文献》，罗家伦编，第18卷，第10—11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295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96页。
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
在1927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
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
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或许，
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
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
首批预付款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
中清除共产党势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
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
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
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
700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
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
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
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
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
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
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②
虽然国民党在1928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
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
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
85％。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
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
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
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
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
手。③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
治的权术运用自如。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
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
员。例如，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
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
作；到1928年8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
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
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例
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与蓝衣社①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
① 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年》，第232页。
② 《中华年鉴， 1929—1930年》，第629页。
① 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
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1932
而CC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
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
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
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
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
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
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
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
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
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
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
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
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①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
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
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
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
年3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
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
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
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
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
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年10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
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
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
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
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59卷第4期——
译者。
① 《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50页。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1927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
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它的结构建立于1928
年10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 1949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
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政
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
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
1928年6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
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
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
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
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
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
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南京的10年，只召开了
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
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
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
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
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
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
①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
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
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
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
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①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
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
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
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②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
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③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
1934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
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
① 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② 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③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60页。
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④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
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
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
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
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30年代，只有全部
预算的8％到13％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1933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
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
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
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
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1929年以后，由于党的
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