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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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
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1894年至1911年间，铁
路路线增加了26倍。与此相对照，1911年至1927年间仅增加35％。①铁路加
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
了。②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
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
1890年到1910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1876年到1890年间，粮食
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26％和38％。③但在1890—1905年期间，相应
的数字为300％和600％。到1911—1915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2％，
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1％。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间，所
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4。8％。④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
口仍不足25万。在1900—1938年间，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
年增长率约2％，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①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
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年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
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
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18岁至45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
②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
食的需求一直很大。③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
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
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
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
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②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第211—228页。
③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1915》为书名再版
发行。
①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页。
②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 月），第385页。
③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
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 2月），第110—126页。
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
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
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
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
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
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
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
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
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
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
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
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
这样。但是在1920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19世纪70年代后，
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
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
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1900年至1937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
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
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
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
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
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
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
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
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1939年进行的，但
涉及的时间超过25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
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1939
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
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
①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 （1965年6月），第193
页至第206页；见第200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卷，第103页。
③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①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15卷第4期（1934
年10月），第338—414页。
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
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
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
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
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
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
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
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①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
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
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
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
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
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
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
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
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
加，此后下降了。②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
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③许多
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
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
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19世纪70年代之后，
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
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①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
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19世纪70年
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
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
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20世纪
20年代至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 45页。
②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卷第3期（1965年），
第614—632页；见第619页。
③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 卷第2期（1974年12
月），第1—19页；见第1页。
①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页。
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1922—1924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
48％的农产品。②同样，卜凯在1921年至1925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
料，也发现大约50％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
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③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
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
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
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④扣除包括消费
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
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
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
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
罕见。①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
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
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②另一方面，大农
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
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
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
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
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
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
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
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
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
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
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
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②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比较》，第60页。
③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页。
④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见附录。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第173—191页；
见第186页。
② 同上书，第184—185页。
农业危机
在1920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
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
——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
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
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
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
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1920年以后才发
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一直是相对
稳定的。①
可是在1920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
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
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10年（20
世纪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