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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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 项国家紧急措施。”
① 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 521、777—783、
827—828、848页和各处。
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
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1926年1月发
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
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
主要市镇20000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②当地方主
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
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
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
排除了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
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
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
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
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
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1927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
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
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
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
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
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
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
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
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
击。
6。农民的崇拜。依共产党人的看法，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是封建
主义的残余，与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无异。如果说在开始发动农民的
英雄时代，彭湃曾小心地迁就乡村的神灵，那么到了苏维埃专政已建立时，
这样的谨慎已不再适宜了。但是，从胜利的欢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项措施，十
分自然地会引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还很难对彭湃个人对这
种攻击负多少责任作出评价。城镇的名称被改变了（这些名称大多数都变成
“赤”或“红”）；街道的名称也是如此（这时海丰有以马克思、列宁、罗
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庙被更名为红宫（而且海
丰也以红场、红桥和红旗自豪）。这只是从这儿向偶像进攻的一小步。这是
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很快对偶像采取的一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前40年发动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
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风水先生进攻。①
赤卫队员们自己是青年农民，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拼命反对破坏已用红漆小心
② 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 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
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 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
事业。
① 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年）》，
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 页和附录，第204页（注32）。
涂过的——以表示对苏维埃有好感——神像。他们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
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
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他们甚至崇拜一个新神，几乎像对佛一
样地崇拜和顺从，这个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选来建立新秩序的，一旦
他成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
追随一个领袖（正如他们过去在彭之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当然，这并不妨
碍他们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们的神圣的领袖的事业。正当国民党的军
队、民团和警察即将粉碎海丰苏维埃建立（在1927年9月25日）前的第二
次暴动的关键时刻，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供品来到庙里，祈求增援部队尽快
到达；的确，这可能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即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是南
昌起义的红军残部，在经历一次小型长征（另一英雄史诗的另一预示）后，
已经抵达汕头。
7。依赖军事力量。在第二次暴动被粉碎整整三个星期后，南昌起义的逃
亡者的一部终于到达海陆丰山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依靠这些由于一连串
的失败，也由于未能获得来自农民的合作而疲惫和沮丧的逃亡者，肯定不可
能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据这些农民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准备武装起义。②
然而，不到两周以后，海丰再次落入共产党人之手（1927年11月1日），
并维持了四个月之久。这次轻而易举地占领不像早先几次那样短暂，主要是
由于两个将军（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对抗，而他们本可以很轻易地防止
或粉碎这次暴动。对于这两个对抗者而言，甚至无需联合用兵，就能赶跑红
军：他们两人不论哪一方，只要对远离广州的海丰和陆丰给予对广东中心地
区同样的战略重视就足够了。简言之，他们双方把跟苏维埃算帐推迟到不再
为更严重的事情缠身时再说。当这一时刻来到时，苏维埃就像用纸牌搭成的
房子一样坍塌了（1928年 2月29日）。①
苏维埃的诞生、生存和覆灭于是说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围的权力（或
军事力量）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说，共产党的农
民运动能够扎下根来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对抗（1927—
1928年在广东，除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斗争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对抗），
就是由于他们之间所采用的复杂的策略（如 1924年以前，鼓励陈炯明长期
容忍海丰农会活动的策略）。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区或省一
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断定威胁已过于严重而无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
他们的对手，②那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事实事先就决定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1924年3月官方解散海丰农会至1927年11月建立苏维埃之间的这段
时期，彭湃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活动不仅证实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初
的“农民”事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区或地方政治形势的决定作用，它们还
说明了所谓的“依赖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许多“农民”事业所固有
②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20页。
① 加尔维亚蒂： 《彭湃（1896—1929年）》，第697、701、703—704、744—745、 902、905—906页。
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夭 （1927年 12月 11—13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
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 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② 1924年3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 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共
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 湃（1896—1929年）》，第539—540页；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77页）。
的缺乏自主性，这些事业只是由于省当局的庇护，才得以一再免于失败。如
1924年广宁（位于该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为同盟者甚或是保护者出现的
正是世俗的当局。这次出来说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广州掌权的国民党
的农民部书记。正是他说服了省长把敌视农民运动的广宁县长撤职，这甚至
发生在后一任省长之前，更为合作的后一任省长廖仲恺派去一支突击队，帮
助广宁的革命新手们的农民事业。①
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自然使农民运动极为脆弱；在广东的革命军启程北
伐后，广宁的农民运动并没有维持多久。
8。非农民的领导层。广宁农民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在广州接受过中等教
育的当地人；②简言之，是“留学生”彭湃——他属于海丰巨富家族之一——
的朴实的复制品。这些从该省东部到西部发动和组织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官
方标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掩盖了共产党的控制）的人，无论其智能、地位和社
会等级如何，都共有社会精英的身份，这就把他们与农民分开了。这固然会
使他们与农民的初次接触较为微妙，却大大地方便了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中
去。
勿庸置疑，海丰的地主们本会立即镇压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但是他们
在回击农会在彭湃的指导下越来越放肆的积极活动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长一
段时间，无疑，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依靠陈炯明所体现的地方当权者的
坚定的支持，而且显而易见，也因为彭湃和他的同伴们都出身于当地最好的
家庭并且都曾受过教育。人们不能把彭湃这位海丰县的前教育局长（年仅26
岁！）当作粗俗的农民领袖来对待。如果彭不是上层社会的一员的话，这位
海丰农会领导人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简直就不可思议，彭曾在陈的司令部拜
访过他，为农会的事业辩护。诚然，陈本人曾是一个革命者（从1911年的第
一次革命开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倾向，而不是一般的军阀。但是，在那些
地方，即使地方当权者出身于更为传统的官宦阶层，而革命者来自比彭低的
知识阶层，革命者依然会从有影响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网中（从这些家庭的受
过教育的后代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处。这些家庭的大门对他们
是打开的，而对农民却是关闭的，并且这些家庭还保障他们，至少在起初，
相对地不受损害。
有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从外部操纵的已作准备的农民运动在学校假日
或学生返乡时发动。①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赞助是多么真诚
和深切，它几乎总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1921年秋，由彭湃
和海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在名称上（《新海丰》）或内容上都与
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张，没有显著差别。只是他
们写的可能更热烈，他们的调门更激动，以及他们的紧迫感和对折衷措施的
反对更为绝对而已。但是，《新海丰》衍生于《新青年》及其与五四运动激
进的后继者同出一源，却是不容否认的。②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的革命倾向，与
和他们同辈的其他革命者一样，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
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后者也和彭湃他们一样，几乎全
①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章（特别是第189和197页）。
②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414页。
① 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第 48页。
②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205—212页。
出身于最优越的社会阶级。中国的革命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于使处于
危机状况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一代人与下一
代人之间）对立。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
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9。组织。实际上，动员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直截了当
地为罗绮园所承认。罗与彭湃在一起，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彭湃的主要广东伙伴之一。罗非常直率地说到“利用他们＇指农民＇作为
基本力量”，并且同样直率地说，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①在
20年代，在海丰和广东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联盟，这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
出色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不明确和不平等的联盟，农民之所以参加联盟
是着眼于得到经济性质的具体要求的满足，而不清楚他们的领路人要把他们
领到多远。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没有它，农民运
动注定会失败。但是，凭借的正是这种组织，这些领路人才得以保证运动的
方向。应予强调的是：共产党人所提供的组织给了农民运动它一直所缺乏的
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革命运
动（1927年以前是国民党，以后是共产党）的利益和总战略。
在海陆丰，彭湃像一个独裁者一样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协
调其他所有机构的活动的一个组织的书记的资格，正式行使这些权力，这个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是广东的一部分，包括海丰和陆丰）特委。农
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
后一个月，即1928年2月才正式成立）与已以“东特”委的简称渗透到他们
中小社会的真正政权分清。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
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说他们最终曾占当地党员的
85％。但是，这85％的决定权比2。5％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就这些知识
分子党员而言，他们则受“东特”指示严格控制。①
10。地方的素质。这最后一项是疑问多于断言，但却不可回避，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