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8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
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
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
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
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
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
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
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
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
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
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
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
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
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
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
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①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1944年而得到
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
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1944年7月，经蒋的勉强
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
官约翰〓S。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
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
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
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
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
① 《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②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① 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分享权力。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
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
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
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
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
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
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
使中国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
不奇怪。在1944至1945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
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
得统一。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
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
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
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
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
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①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
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
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
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
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
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
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
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
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
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
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
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
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
1944年8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
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
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①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已做出努力”。②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
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
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
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
改善”。②
在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
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年2月，罗斯福、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
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
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
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
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
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
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
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
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
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
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
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
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
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③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
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
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
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
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
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
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
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
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
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
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
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
些要求。
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
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
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
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
② 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第448页。
② 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1页。
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
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
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
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
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
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
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
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
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30年代日本开始寻
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1945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
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7月
底哈里〓S。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
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
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
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8月14日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
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
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
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
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
斯福总统在4月逝世和德国在5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
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
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
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
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
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
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
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
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
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
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
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
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
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
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
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
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1945
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
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
这次调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续了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