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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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43页。
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
的话说——“赤贫”之中。①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
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
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
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当
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营养不良，并眼看家人健
康下降。不过，许多人经不起诱惑，因为当他们的上司大肆挥霍时，文过饰
非是容易的。
通货膨胀同样破坏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安宁。书本很少，科学设备稀
缺。学生们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们的床就像船上的铺位那样
②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66－70页。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4页。
挤在一起。教职员经常与他们同事的家庭挤在一起。肉类和油脂从他们的饮
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难得一天吃两餐。在学术团体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
遍现象。在战争后期，据《大公报》报道，教员和学生双方都生活在“饿死
的边缘”，“处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惨的境地”。①健康水平下降，疟疾和肺
结核是常见的。为了补充他们菲薄的收入，许多教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
学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和艺术品，或镌刻图章和挥毫作书以供出售。他们
的教学质量受损，而他们对政府的幻灭感上升了。②
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
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
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但是，
政府迟迟不同意很有意义的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扩大预算。在1943年，如
果官员们的实际工资提高到战前水平，政府开支将增长约300％。到1944年，
在官僚机构和军队内不满情绪高涨，工资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
为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
1949年。
① 《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论）；同上，1945年4月13 日，第2版（社论）。
② 董显光编：《抗战七年以后的中国》，第112—11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 政与通货膨胀》，第323
页。关于结核病的发生率，一份共产党的资料报道说： 1945年X光检查表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一
所最受优待的大学——教职 员中足有43％的人染上这种疾病。13％的男学生和5。6％的女学生也染上这 种
疾病。《新华日报》，1945年2月20日。这篇报道无疑需要核实。
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
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3/4——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
工厂的6％，产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①但是，在战争的
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
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
足的市场。直到1940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
利润幅度高。在1942年3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
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②这些有利因素导致1943年以前
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表12），而工业生产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间几乎
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
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
1944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①更有甚
者，1943—1944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
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
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1940年，工业繁荣事
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
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②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
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82％。
虽然1943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
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年9月以后的工业危机。③通货膨胀
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
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④不过，通货膨胀使商
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表14）。囤积稻
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
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
表12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① 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2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第659页；又
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 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
第258页；《中华志，1937年— 1943年》，第437页。
①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 胀》，第94页。
② 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页。
③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 月1日），第79页；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 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
第32页。
④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页。
1936年
及以前
1937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
开办日期
不确定
合计
设厂数a30063209419571866113810495491025266
按1937年货币
计算的新工厂投
资a（千元）
1179502216686583120914590314571998961448634197317487481
实际开工的工厂————1354b—2123c—928d——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
期（1946年1月1日），第206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
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第433、41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
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
的工厂（98）和到1942年5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
两类。
资料来源：
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
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年》，载薛光前
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5年》，第214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
的是，资料c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和b两者
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
了不同的商品。
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间，原棉价格平
均每月升高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
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年占同类资本的86％——已流入商
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
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
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
①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
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第206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
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年》，
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年以来由 国家资源委员会设
立的工厂（98）和到1942年5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年》，
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
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
手续太烦。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①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
表14 （1938年=100）
年代农业制造业零售商业投机事业美国债券事业
1937—5910529缺
1938100100100100100
193961106111297180
19409285112808512
1941109711195501373
1942132761207203951
1943124691242691026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0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
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
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年代以前——
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
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
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
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 1940年，只有大约42000名熟练工人随国
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
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
1940年每月大约有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年5月，
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
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
平的大约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1/3。
①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
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
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
例如在 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
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
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页；《战
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
《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
《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20—
28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
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
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
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
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
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
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
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
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
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
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
（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
（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
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
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
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
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
14％，1945年平均为67％。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