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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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罗宾斯早期对定量研究的敌意的揭露很多，但大部分的揭露是很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做出的，让我们看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8年给罗尹·哈罗德的信中的评论（见凯恩斯1973年，第296—7页，信中提到的舒尔茨是指亨利·舒尔茨，他的《需求的理论与度量》（1938年）成为早期计量经济学史的里程碑）：
对我来说经济学好象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你不能抵制象舒尔茨那样要把它变成一种冒充的自然科学的足够坚定的企图。一个人可以通过运用你的公理和准则取得一些很有价值的进步。但是他所取得的进步不会太大，除非通过设计新的、改进了的方法。就象你所说的，这就要求‘清醒地观察我们的制度的运转’。
经济学中的进步几乎完全包括了在方法选择中累进的改善……
但是一个模型的本质是，不能给其中的变量函数填入真实的量。那样做将使它做为一个模型毫无用处。因为一旦这样做，这个模型就失去它做为思维模式的一般化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克拉彭的空拳打错了目标和如果舒尔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他的结果并不是很有趣（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些结果不会在将来的事情中适用）。统计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检验模型中的关系和正确性，而不是以预言的观点填进漏掉的变量。
经济学是一门以模型的方式思维的科学，它已融进模型选择的艺术，模型是和当代世界有关的。它是被迫成为这样子的，因为它不象典型的自然科学，在很多方面它所运用的资料都不是长期保持同质的。一个模型的目标是要把半永恒的或相对地不变的要素从波动着的暂时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以便得到一种对后者进行思考的逻辑途径和取得对时间序列的理解，特殊的事例正是由时间序列引起的。
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模式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技巧。
其次，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道德的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和罗宾逊对立的。这就是说，它运用了对价值的内省和判断。
九、现代奥地利学派
要使人们相信经济学真理——好象它们是建立在这些天真的似乎有理的假设之上的，如有一致的偏好秩序的、要使消费最大化的消费者，面对行为良好的生产函数的、要使生产最大化的企业主，及在生产和要素市场上都活跃的竞争——要求证实只是为了检验它们在任何特殊情况中都得到运用，对于这一点没有比罗宾斯的《论文》说得更神奇更雄辩的了。然而，这也是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为证实主义论题辩护了。在几年之内，证伪主义和甚至是操作主义的新风就吹遍了经济学，这风头又受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和凯恩斯经济学兴起的鼓励（尽管凯恩斯自己缺乏对定量研究的同情）。当然，旧式的方法论原理就象老兵一样，从来不死——它们只不过衰弱了。而剩下来的经济学同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抵制了证实主义者自鸣得意的态度，在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中有一小部分人回到了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更加极端的翻版。
这个所谓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不是把卡尔·门格尔或欧根·冯·庞巴沃克，而是把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做为它的圣徒。他们受到了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或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进攻和他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的强调的鼓舞。但更直接的鼓舞是米塞斯的《人类活动：一篇论经济学的论文》（1949年）对人类行为学的论述，这是关于理性行为的通论，根据这个理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活动的假设是解释行为、包括解释经济行为的绝对前提，这就的确形成了一种能够为自己说话的综合的演绎原理。①米塞斯的极端的先验论主张是那样的不妥协以致人们只有读它才能相信：“把经济学安排在纯知识的和对知识实际运用的轨道的奇特和独有的位置上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的特别的原理并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任何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开放的……衡量经济原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终尺度仅仅是不须借助于经验的理由”（见米塞斯1949年，第858页；又第32—41，237—8页；罗思巴德，1957年；米塞斯1978年；里佐1978年）。
和极端的先验论相伴相随的是坚持米塞斯所称的方法论的二元论，即认为以悟教条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有基本的悬殊，对不管是经济理论的前提还是含义的任何形式的定量化都剧烈反对（见米塞斯，1949年，第55—6，347—9，863—4页）。虽然所有这些据说都是思诺、穆勒和凯尔恩斯的继续，但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认为在经济学中甚至对假定也有必要证实，这种观点是对古典方法论的歪曲而不是重申。奥地利经济学这个新分支的追随者中有默莱伊·罗思巴德、伊斯雷尔·科涅尔和路德威格·拉赫曼，总之，这个新分支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看起来是（1）绝对坚持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做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2）对诸如国民收入和总的价格指数等所有宏观经济总量的深深的怀疑；（3）坚决反对对经济学预言的定量检验，特别是明确反对任何带有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味道的东西；最后是（4）相信通过研究市场过程是怎样收敛在均衡点上的，比象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没完没了地分析最终均衡状态的性质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见多兰德1976年，第5—8，19—51页）。①
对于这些方法论宗旨中的第（4）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有很多东西值得一说，这是从哈耶克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中得出来的。但是前面的三个是从米塞斯那里得来的，在大陆经济学史中带有反经验的味道，这是和科学的精神完全相异的。
在本世纪20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后来对于经济科学基础方面的论著是那么失常和古怪，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会认真地对待这些论著。就象保尔·萨谬尔逊曾经说的（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1页）：
想到奴隶，托马斯·杰弗逊说过，当他考虑到在天堂有一个公正的上帝时，他为他的国家感到不寒而栗。那么，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的宣扬——被古典作家、被卡尔·门格、被里欧涅尔·罗宾斯在1932年……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是的，我的确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抛掉了。
①斯密在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可以在格拉斯哥版的《亚 当·斯密的著作与通信》（1980年）第3卷中找到。
①关于李嘉图拒绝评论方法论的一个资料汇编，见德马切（1970年，第258—9页）和索厄尔（1974年，第118—20页）。
①请记住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找不到象穆勒构造经济人的东西。在斯密的著作里，人当然是为他们所觉察到的自身的利益活动的，但是他从不设想自身利益仅仅是由金钱的目的支配的，而且同样地也不是经常由金钱以外的荣誉、抱负、社会尊重和统治的嗜好这些东西支配的。
②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8页）经过观察说道：“一个人很容易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不是例外情况，而是科学中的规则”（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60—1页）。
①对于经济学家采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这一措词的历史，参见里维特（1970年，第144—8页）。
①在布劳格（1980年，第2章）中，我就马克思自己关于经济方法论的思想做了重新考察。
①我在解释卡普兰（1964年，第97—8页）的观点：正象他所说的，“趋向律是一个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规律，只有当互相抵销的力量得到区别并被纳入考虑之后才能取得这种规律。判断一个趋向律的科学价值要看这一规律是否有效地刺激和指导寻找其他的决定因素或作用力。就这规律本身来说，它仅是一个约定的观点，当它能够保持公共信念，被认为它能最终在某些事情上实现它的表面价值时，它就能在科学世界中自由地循环。‘其他情况相同’条件并不是趋向律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允诺的另一种表述。”＇对经济学中趋向律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参见弗雷泽（1937年，第3章）；哈奇森（1965年，第215—17页）。＇
② 对此米达沃（1967年，第133页）评论说：“很不幸，我们在英国从小就相信科学发现反对使用和演绎具有类似或相同的逻辑特征的方法，即归纳方法——一种把思维逻辑地机械化的过程，从把我们感觉中的证据简单地宣称为事实开始，就肯定能把我们引向一般规律的真理。如果有人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从智力上降低人们的能力的信念，这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科学方法论应受到大部分的谴责的原因之一。穆勒归纳方法的主要弱点是它不能把发现中的心理活动和证明中的心理活动区别开来。”
①有大量的对穆勒的《逻辑》的评论。我已经发现尼格尔（1950年），安舒埃茨（1953年）和麦克雷对穆勒（见麦克雷，1973年）和对瑞安（见麦克雷，1974年，第3章）的介绍最有用。
①一致方法说“在所研究的现象中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事例只有一种共同的情况，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中所有的事例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或结果）”；差异方法说“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在一种事例中出现了，在另一种事例中没有出现，这两个事例的所有情况都相同而只有一种情况不同，并且这种情况只在前一事例中出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中两个事例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所研究的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这原因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剩余方法说“从每个现象中减去通过先前的归纳得知的由某些前提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现象中的剩余就是剩下的前提的结果。”最后，伴随变化方法说“不管什么现象，如果其他现象以一些特别的方式变化时，它也以某种方式变化，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其他现象的原因或结果，或者两者是通过某种因果关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见穆勒，1973年，Ⅶ，第390，391，398，401页）。尽管对穆勒的四种“方法”的评论已经够多了，但是要进一步改进科恩和尼格尔（1934年，第249—272页）的评论是很困难的；又见洛西（1972年，第148—58页）。
①就象德马切（1970年，第272—3页）在他为穆勒的辩护中所表达的： “不能说穆勒总是企图用事实来检验他的理论……有时候穆勒希望和在他的推理理论同事实之间的差距共同生存……他准备用事实的资料来巩固他的理论；但历史的事实……从未被允许凌驾于理论之上而取得自己的正当地位。”
①见赫希（1980年），他非常正确地责备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评论家，说我们掩盖了古典证实主义和现代证伪主义之间的区别。现在我认识到，从这方面看，我早先对古典方法论的特征描绘（见布劳格，1978年，第697—9页）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赫希还认为古典方法论是有辩护能力的，这当然是很不同的观点。
①凯尔恩斯根据他对澳大利亚黄金发现的影响的经验研究，相信他关于在经济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定量性预言的断言是正确的；然而请参阅博尔多（1975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拼命地企图把凯尔恩斯的方法论和现代证伪主义者的立场等同起来（见赫希1978年；博尔多，1978年）。
①这个评论对于马克思就象对于主流古典经济学一样适用。（见布劳格，1980年，第2章）。
①这可以解释马歇尔在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有点象谜语一样的评论“说到方法，我看我的是处在凯恩斯＋斯德威克＋凯尔恩斯和施穆勒尔＋阿什利之间的中间方法”（科斯的引用，1975年，第27—8页）。但是那时马歇尔是一个能干的理论家，他在他所有的方法论著作里强调收集和综合事实，执着地贬低抽象理论的作用（见科斯，1975年）。
①奥布赖恩，（1975年，第66—8页；又1970年，第96—8页）把休谟、斯密、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合在一起做为一个归纳主义者集团，并把他们和推理主义者，即李嘉图、西尼尔、托仑斯、穆勒和凯尔恩斯相对比。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经得住考察很值得怀疑。还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对里查德·琼斯在19世纪30年代所做的孤立的方法论的主张只是做了附带的参考。也许在这里他的直觉比那些称R。琼斯为先驱者的英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们的要好：琼斯对租金的真正的研究和他的规划宣称是有区别的，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多地反映对经济问题的总的归纳方法，而更多的是明确地否定李嘉图关于在地主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假设（见米勒，1971年）。
①对历史学派的总的评论，见熊彼特（1954年，第107—24页）和哈奇森（1953年，第145—52页）。对方法争论的特别的评论，见哈奇森（1973年），他做结论说：“在事实上，方法争论主要不是关于方法方面的争吵，而主要是兴趣方面的冲突，争论什么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研究课题，是定价和资源配置分析呢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广泛的发展和变化”（见哈奇森，1973年，第34—5页）。
①罗宾斯引用奥地利和德国作者的东西比引用英国和美国的更频繁，这在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是不平常的。然而他深深地受到P。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1910年）的影响，这是把奥地利人的思想引入到英国经济学中的较早的企图。
①同样的观点更早地出现在他的Grundproblemeder Nationaloekonomi （1933）。
①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很好的文献索引见多兰德（1976年，第224—7页）和利特查尔德，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