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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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种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马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交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进或运进生产区（当门口搜查得紧的时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进汽车的油箱）。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做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要知道，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第二层钱”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高得发疯的干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第二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丧家失业的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比较容易感受，对于犯人的灾难及其冤狱的情况能够听得进去。对于军官、看守和警卫由于职务的关系闭眼不看的事情，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的眼睛是睁开的。
犯人和领班及工长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这些作为“生产指挥员”的人是被放在压制和驱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产本身的进程也要他们负责任，而如果和犯人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并不总是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饥饿达到目的，有些东西还要靠好言相商，摸准手下人的爱好和脾气。只有那些和作业班长及手艺最好的犯人师傅关系搞得好的领班们才能百事顺利。领班们本人往往不单是酒鬼、不单由于经常使用奴隶劳动而变得四肢无力，战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还是没有知识的，对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一窍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赖着作业班长。
俄国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多么有趣地纠结在一起！在一个节目前，木工领班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我们这里，他对已经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业班长西涅布留霍夫——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严肃而坚毅的青年——说出了心里话：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结果是他说对了：西汉布留霍夫刑满之后接着去流放，而穆拉夫廖夫当了该项工程的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
固然，他这个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兼领班是工地主任布斯洛夫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摆脱的人物（不可能摆脱：这些人是由干部科而不是由工地主任雇佣的。干部科从好感出发常常挑选一些二流子和傻瓜）。对于所有的材料和工资基金，工地主任是要用自己的钱包负责的，而穆拉夫廖夫有时候由于无知，有时候由于太老实（他心肠一点也不坏，作业班长们为了这一点又特意奉承他），乱花这个基金，签署一些欠思考的工作日报单（由作业班长自己填写），接受质量恶劣的交活，然后只好拆掉重做。布斯洛夫愿意用一个正在抡大镐的犯人工程师来替换这个领班，但是干部科出于警惕性而不准许这样做。
“好吧，现在你告诉我：目前你们这项工程的大梁是多大长度？”
穆拉夫廖夫深深叹口气：
“我暂时难以准确地告诉您……”
穆拉夫廖夫酒喝得越多，和工地主任说话就越放肆。这时候
工地主任决定用书面办法整垮他。他豁出自己的时间，开始把对
他的一切命令都用书面写出来（副本订在卷宗里）。这些命令自然
是没有执行，一个可怕的案件正在积累起来。但是地方委员会主
席也没有慌了手脚。他找到了半张揉皱了的练习本纸，花了半小
时时间辛辛苦苦、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这么几行字：
“兹向您报告木工所有的机械全都不完好也就是都坏了
完全不能用了。”
工地主任已经属于另一级的生产领导。对于犯人们来说，他
是永远的压迫者和永远的敌人。工地主任已经既不限作业班长们；交朋友也不和他们做交易。他经常打回他们的工作日报单，揭穿
他们虚报成绩（根据他头脑灵活的程度），并且可以随时通过劳改
营领导惩罚作业班长和任何一个犯人：
劳改点点长……中尉同志：
混凝土作业班长犯人佐祖利和领班犯人奥拉切夫斯
基浇制的预制板超过规定厚度，以至造成混凝土浪费。为
此，请您对上述二人给予最严厉处分（希为关禁闭，但
需每日带出劳动）。
同时向您报告，犯人作业班长阿列克谢耶夫今日为
工作日报单中工作量记录问题找我谈话时，把领班图马
尔金同志称为驴，以此对他进行了侮辱。我认为犯人阿
列克谢耶夫这种破坏自由雇员领导威信的行为极为不良
甚至具有危险性。特请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直至押解出营。
工地主任布斯洛夫
布斯洛夫在适当的时刻自己也常把这个图马尔金称做驴，但
是犯人作业班长由于自己的身价不同所以罪该押解出营。
像这样的条子，布斯洛夫每天都要给劳改营长官送几张。他认为最高的生产刺激手段是劳改营内的处分。布斯洛夫是那种对古拉格制度已经融会贯通、适应了其中的活动方式的生产长官之一。他在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长期经验。他们威胁说要用砖头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遗憾地说，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经过战争和到过欧洲以后再到劳改营里来的人们都变得不那么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们知道吗，简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说，一个自由雇员进来，犯人们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对于如何欺骗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险的地方，是很内行的。他从来不怜惜他们的体力和他们的肚皮，更不用说他们的自尊心。这个长鼻子、长腿、穿着一双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困苦的苏联公民的美国黄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楼的各层窜来窜去。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办，那些叫作“犯人”的懒惰肮脏的生物就会在大楼的各个拐角和旮旯里坐着、躺着、取暖、找虱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时工作日的最紧张的时刻于不顾。而作业班长们则聚集在定额办公室里，在工作日报单上填写虚报数字。
所有的领班当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赖一个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什科夫的人。这是一个有两撇叉开的白胡子的干瘦的老头。他精通建筑施工的业务，也熟悉自己的和与自己相关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当中显得不寻常的主要特征是他真诚地关心着施工的结果：不是从钱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样（上司会罚款还是会给奖？会骂还是会夸？），而是从内心里，好像他是在为自己建设这座大楼并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决不把工程忘在脑后。但是他身上也有一个大缺点：和群岛配合不上，不习惯让犯人们永远战战兢兢。他也喜欢在工地上走动，靠自己的眼力到处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样窜来窜去，不是乘其不备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欢和木匠们在梁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墙上、和灰泥匠在灰斗边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访犯人们吃几块糖，这在我们这儿是希罕事。有一种活儿他到老也不肯丢下——拉玻璃。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一把金刚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马上就开始嚷嚷拉得不对，说着就把玻璃匠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个月，由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代理。但他断然拒绝坐进他的办公室，仍然留在领班们的大屋子里。
戈尔什科夫一冬都穿着一件俄国旧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领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却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谈起他这件紧腰外套时说，戈尔什科夫已经穿了三十二年没换下来过，在这以前他的父亲每逢过节还穿了好多年呢。接着说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亲瓦西里·戈尔什科夫当年是个官家领班。从而就明白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么喜欢石头、木头、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从小就是在施工现场上长大的。虽然领班当时称为“官家的”，而现在不这么称呼——但正是现在他们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当时他们是——艺匠。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还夸奖旧秩序：
“现在的工地主任算什么？他连一个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会儿，包工头礼拜六来找工人：‘喂，小伙子们，进澡堂子以前谈买卖还是以后？’人们说：‘以后，以后，大叔！’‘好吧，给你们洗澡钱，洗完了到某某酒馆。’小伙子们出了澡堂子，结帮成伙地来了。而那人已经准备好了烧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馆里等着了……像这样，在礼拜一能不好好干吗？”
今天什么事都有了名称，样样都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这叫做血汗制度，丧尽天良的剥削，利用人的低级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价值，低于下个礼拜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东西。
可是口粮面包，由冷漠的手从切面包房间的窗口扔出来的那一份夹生的面包——莫非值更多的东西吗？
上述八类自由居民就这样人挨人地挤在劳改营旁的狭小的空间：从劳改营到森林，从劳改营到沼泽地，从劳改营到矿山之间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几个不同类别、等级、阶级的人们全都得挤在这个恶臭狭小的新村里，他们全都互称同志，他们全都把孩子送进同一所学校。
他们是这样的“同志”：好像高踞云端的圣人一样，在所有其他人头顶上飘浮着两三个本地的大头目，在埃克巴斯图兹是托拉斯经理黑休克“和总工程师卡拉休克“（这样的姓你故意想都想不出来！）。以下则是劳改营长、押解队长、托拉斯官员、劳改营军官、押解队军官、某些地方还有工人供应处长、某些地方还有学校校长（但不包括教师）。等级分明，界限森严。越到上面这些界限遵守得越是一丝不苟，对于谁家的女人可以去找谁家的女人一道嗑葵花子这种事情看得越重（正因为她们不是公爵夫人，不是伯爵夫人，所以她们更加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唉，住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世界里，远离其他生活在舒适宽敞的城市里的高贵家族，只能怪命不好！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你随随便便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都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你自然更不会亲自去商店买东西（何况最好的和最新鲜的东西他们会给你送到家里来）。连自己养一口小猪似乎也不成体统：某某人的夫人亲手喂猪可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才需要从劳改营里要来女用人。）在新村医院的某些病房里要想和那些瘪三、穷鬼们分开，单独和体面的病友们躺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还得把自己的小宝贝送去和天晓得什么人的孩子同坐一个课桌。
但是再往下面，这些分界线很快就失去了它们的清晰度和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喜欢找麻烦的人出来维护它们了。等而下之的各类人物免不了要互相搀混经常见面，你买我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