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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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T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博塔廖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一地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博塔廖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像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游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博塔廖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博塔廖夫一打瞌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博塔廖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预瓶里的红酒。契博塔廖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一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市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一结果被枪决了（对子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裙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卡尔布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二十一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被告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卡尔布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齿。）
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r·库普里亚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尔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员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