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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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能在灾难中灭亡。要从灾难中求生。
劳改营内自杀事件令人惊异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于此呢？不错，确是稀少的，虽然凡蹲过劳改营的大约都会记得个把次自杀事件。但是记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杀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家们可能会夸我两句：我在奉行乐观主义路线了。）自残肢体事件也远远多于自杀！——但是这也属于热爱生活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计算：牺牲局部以挽救整体。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劳改营中的自杀率，按千人统计，低于狱外。当然，我没法进行核实。
斯克里普尼科娃记得，一九三一年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女厕所里上吊死了，时间偏偏是在宣布释放他的那一天！也许是由于对当时狱外社会的厌恶？（两年以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但他那时候却没有自缢。）还有，设计师沃罗诺夫在布列波洛姆劳改营本部的俱乐部里上吊自杀。——服第二次刑期的共产党员，党务干部阿拉莫维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机械厂的阁楼上自缢身死。——被逼到完全绝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辈子对我们的残忍性没有做过准备的一群立陶宛人，战争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对面地走向持枪的士兵，以期被他们开枪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尔市的侦查监室里，一个被侦讯吓傻了的小青年已经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纽克解了下来。——在卡卢加关卡，一个躺在卫生所住院处的前拉脱维亚军官偷偷沿着还没有完工、无人居住的大楼的楼梯爬上去。一个犯人身份的女护士发现了他，连忙追赶。她在六楼凉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杀者甩掉袍子，穿着内衣急速地跨进了虚空——在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卡卢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们的注视下，像白色闪电似地划过天空。——德国女共产党员艾米听到丈夫的死讯后，从工棚里不穿外衣走到严寒的露天，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的英国人凯利以高超的技术，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地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我再说一遍，还有许多人能说出类似的事件，但对于几千万服过刑的人来说，总数毕竟是不多的。即使从这些例子里也可以看出，自杀事件中外国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岛对他们的打击比对我们沉重，所以他们要寻短见。再就是忠诚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脑子里一定是整个混乱了，不停地嗡嗡响。他们怎么受得了？（通过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波兰贵族佐霞·扎列斯卡在侦讯期间三次自杀：自缢——被人解下来；割静脉——被人阻止；跳上七楼的窗台——正打瞌睡的侦查员及时抓住了她的连衣裙。三次把她救下来，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枪毙。）
对自杀一般地该怎样正确地解释？安斯·伯恩斯坦坚持说，自杀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绷带拧成绳子，卷起双腿，想把自己缢死。但是每当眼睛里出现了绿色的圆圈，耳朵里鸣响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到地上。最后一次试验，绳子断了——他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还活着。
我不争辩。也许即使绝望到了顶点，要自杀也还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恐怕根本不会对这件事谈什么看法。我一向确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过几个愁云密布的月份，当时我觉得我终生的事业全完了，特别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话。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种对生活的厌恶，这种时而泛起的“死比活着容易”的感觉。据我看，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坚强的意志。但或许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顶点有不同的感觉。因此自来就存在两种意见。
这是一个很壮观的遐想：成百万的无事受害者忽然开始集体地自杀，从而给政府造成双重的苦恼：他们既借此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又夺走了它的不花钱的劳力。也许政府的心肠忽然会软下来？也许会开始怜惜自己的子民？……只怕未必。斯大林恐怕不会因此罢手，他只会从自由人中再弄进两千万来。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人们几十万几百万地死去，他们似乎已经被逼到了顶点的顶点，可是不知为什么偏没有自杀的I被注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自杀者永远是破产者，永远是走投无路的人，是输掉了生活又没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而如果这几百万孤立无援的可怜的牛马终于不肯自杀——这说明他们心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战胜的情感，某种强大的思想。
这就是普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和在鞑靼枷锁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难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悔恨——那么，囚犯一直在想些什么？“贫穷和监牢给人以智慧”。给是会给的。只是它将把他指百倒哪里去？
不仅我一人，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最初的监狱的天空——是翻滚的乌云，是火山喷发的黑色烟柱。这是庞培的天空，是最后审判目的天空，因为被捕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们最后的监狱的天空是无限的高，无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蓝更清淡的颜色。
我们（宗教徒除外）第一个动作全都是；揪自己的头发——可是它已经被剃光了！……我们是怎么搞的呀！我们怎么没有看出告密者？我们怎么没有看出我们的敌人？（我们多么恨他们！我们将来怎样报这个仇？）多么疏忽大意！多么盲目！犯了多少错误！怎样扑救呢？快点补救吧！要写出来……要说出来……要通知别人……
但是什么也用不着做。什么也救不了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按第二O六条规定的手续签字，到时候我们就会听取革命法庭的当面宣判或者特别庭的缺席判决。
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个活人的自然挣扎。谁不想活下去？谁没有权利活下去？鼓足我们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细胞发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们的胸腔导入巨大的电荷，用电子云包围我们的心脏使它不能停止跳动。三十名憔怀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顶风冒雪沿着北极圈内的冰路被带到五公里外去洗澡。小澡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说。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门直接开向严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时，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为总不能没人押着放他们自己回去呀！但是不仅没人得肺炎，连感冒的都没有。（有一个从五十岁服刑到六十岁的老头，这样洗了十年。他获释后回到家里，又暖和又有人照顾，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单纯“活下去”并不等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指的是：以别人为代价。
我们要承认事实：在这个劳改营的大岔道上，在这个灵魂的分离站上，向右拐的并不是大多数。很可惜——不是大多数。但幸而也不只是个别人。选择了这条道的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不宣扬自己，要仔细观察才能知道。他们面临过几十次的选择，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就拿阿尔诺德·苏济来说，进劳改营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从来不是宗教信徒，但从来是一个庄重正派的人，从来未改变过生活方式。进了劳改营也不准备过另一种生活。他是“西部地区的人”，这说明他加倍地不适应环境，随时随地要吃亏上当，陷入困境。干一般劳动的是他，蹲惩戒隔离区的是他。但是他仍继续活下去，仍作为和刚进劳改营时一模一样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我……后来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证。诚然，有三个重要的减轻痛苦的条件一直伴随着他的劳改生涯：他被承认为残废人；有几年期间他收到外面寄来的包裹；靠音乐才能通过业余演出得到少量口粮补贴。但这三个条件只能说明他为什么能活下来。没有这些条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会改变。（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改变？）
而塔拉什凯维奇，一个非常纯朴直率的人，回忆说：“为一份口粮，为一口马合烟甘心摇尾乞怜的大有人在。我是个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干净，是白的我永远不说是黑的……”
监狱能使人彻底蜕变，许多世纪以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维奥·佩利科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坐了八年牢以后，他由一个狂热的烧炭党人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天主教徒。在我国，人们总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还有皮萨列夫呢？从彼得保罗要塞出来以后他的革命性还剩下什么？这对于革命好不好，可以争论。但这些改变总是使得灵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写道：“缺乏氧气，灵魂也会枯萎。”不对！完会不这么简单！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尔巴托夫将军，从年轻时就打仗，在军队里步步高升，当时哪有时间思考。进了监狱，这下可好了——种种事情都在记忆中浮上来了：忽而想起他曾怀疑过一个无辜的人搞间谍活动；忽而想起他曾错误地下令枪毙一个没有一点罪过的波兰人严（大概只有这时候才记得起来！恢复名誉以后怕就不大想这类事了吧？）关于囚徒的这一类的内心变化已经写出了够多的东西，这已经被提高到监狱学理论的水平。例如卢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监狱通报》上写道：“黑暗使人变得对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为状态在他身上激发起对生活、走动、工作的渴望；寂静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且促使他想一想未来。”
列夫·季霍米罗夫持有相反的意见，也应一提。他著文（《红色档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页）写道：民意党人“没有了检验自己观点的地方。这是监狱最可怕的一面，我凭自身体验知道这一点。四年的监狱对于我的发展是完全是一种损失。尔后的四年自由给了我观察自己、人们、生活规律的成千种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许这是因为蹲监狱的都是和他同一类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着早点获得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难集中思想和发展成长了。
我国未坐过牢的启蒙作家们对囚徒只是抱着旁观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亲身坐过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极力鼓吹惩罚！这是值得深思的。
谚语也说：“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卢切涅茨基所写的是“监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监狱的惩罚。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样的不自由？
是劳改营吗？
这就会引起你的思索。
和监狱比起来，我国的劳改营当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们使群岛膨胀起来，所关心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灵魂。但不管怎么说，难道真的没有希望在劳改营里站定脚跟吗？
更进一步说：难道在劳改营里真的没有可能使灵魂变得更高尚吗？
一九四六年在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知识分子濒临于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力不胜任的劳动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连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能让他们睡觉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还没有建好。他们去偷窃了吗？去当眼线了吗？哭诉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吗？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时间已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坐在墙边度过自己最后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们举行“讲习会”。他们抓紧时间交流知识，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讲最后一课。萨维里神父讲“论无耻辱的死亡”，一位神学家谈教父遗书研究，一个合并宗教派教徒谈教义和教规方面的问题，一个动力工程师讲求来的动力学原理，一个经济学家（列宁格勒人）讲创立苏维埃经济学原则的努力怎样由于缺乏新的思想而归于失败。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则向他们介绍微观物理学原理。讲习会的参加者一次比一次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
当躯体已经因死亡的临近而变得僵硬的时候还能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对不起，你们热爱生活吗？说的是你们！说的是那些每日叫着、唱着、跳着“我爱你，生活！啊，我爱你，生活！”的人们！你们爱吗？请你们也爱这个吧！请你们也爱劳改营的生活吧！它——也是生活！
在那里没有了与命运的斗争，
在那里你的灵魂将获得新生……（？）
你什么也没有懂。你到了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