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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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　
　　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　
　　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　
　　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　
　　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　
　　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　
　　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冲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　
　　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　
　　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　
　　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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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苦役刑

　　“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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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在劫难逃

　　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家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战役的人民胜利给普通公民带来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就是关于铁路军事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让军事法庭审判孩子和妇女们），以及在一天之后（四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绞架也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很好的设置；手枪只是“砰”的一响，怎么能和绞架相提并论呢？！绞架可以拖长死亡的过程，可以同时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细节呀！）从那时起，各次胜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难逃的人们赶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统架——起初是从库班河畔和顿河畔赶去，接着便是从德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从库尔斯克、奥勒尔、斯摩棱斯克等地区。军事法庭紧跟着苏联军队来到。有些人在当地就被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设立的苦役劳改点去。　
　　这类苦役劳改点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建立在沃尔库塔的第十七号矿井（很快便在诺里尔斯克、杰兹卡兹甘等地也都建立起来了），当局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这是公开的杀人场，等于希特勒德国的窒息汽车。不过，这里按照古拉格的传统把死亡时间拖长了，这是为了延长那些在劫难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们在死前多干些活儿。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宽二十米长的北方常见的帐篷里。把帐篷用木板围起来，木板和帐篷中间填满锯末，这样，帐篷就成了某种简易工棚。原定每间帐篷里，如果睡“小车厢”的话，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铺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则是每间住二百人。　
　　但这可不是硬挤！这叫做居住面积的“合理利用”。给政治苦役犯们规定的是两班制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没有休假。因此，不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一百人在劳动，只一百人在工棚。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围着。如果看守人员不懒，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冲锋枪托干。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冲锋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们，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入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契柯夫的作品证明，沙皇时代的苦役刑还远远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当年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监狱的政治苦役犯们，不仅昼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厕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马桶！），而且整个白天可以随时去市里！所以，“苦役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总该“物归其主”嘛！）还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经过早晚两次点名。这可不像普通犯人点名那样单纯地数数人头，而是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点名。每队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点到的人必需一昼夜两次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大声回答出自己的号码、自己那令人厌恶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条文、刑期、判决机关和满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则不得不每昼夜两次忍着痛苦恭听这一切。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还有两次分发食物：经过送饭窗口分发大碗饭，再经过送饭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劳动，也没有资格抬饭桶。这类服务工作全由刑事惯犯担当，而刑事惯犯对政治犯的抢劫、盘剥越是残酷无情，他们自己就会过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营主人的欢心。在这里，在盘剥压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这一点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总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