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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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外的白俄（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邓尼金）都站到苏维埃俄罗斯一边来了，他们也反对希特勒。这些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他们却做了这样的抉择。
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伪警察、惩罚队队员。村长和翻译）的叛徒都是从苏联公民中间产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去干那些事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们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带辗过的人，是在我们的下水道浊流中失去了双亲、家属和恋人的人们，或者是本人就曾经在劳改营和流放地的深渊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监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队把腿脚冻僵或落下病根的人们。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则是在这残酷的几十年中丧失了获得大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伟大的法令应允给予他们的呀，更何况他们在内战年代里为了获得这些土地曾经流过血！（然而，苏军军官们则可以继承别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墙围起来的大片房产，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给了我们的，那当然是可以允许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偷割了麦穗”坐过监狱，有些人则是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或者是被剥夺了操持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手艺的权利（我们曾经以宗教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手艺行业，可我们现在却把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而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丢给了敌人，同时也抛弃了上述那些没有消灭干净的家庭和在警卫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个劳改营里的犯人，丢下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监狱，在那里直到敌人到来时还弥漫着枪杀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硝烟。
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窒杀、毒害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不雇佣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做工，把他们赶出住宅，逼死他们。而一旦我们的无能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立即要求他们忘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灾祸，忘掉他们那被枪杀的亲人，忘掉他们那饿死在冻土地带的父母和孩子们，忘掉自己家庭的破产和我们对他们的志恩负义，忘掉内务部的审讯和酷刑，忘掉饥饿的劳改营了。不仅要求他们忘掉这一切，还要求他们立即去参加游击队，转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卫祖国。（但却绝口不提我们自己应该改变态度！何况我们谁也没有给予他们希望，没有使他们能够指望我们有朝一日回来之后会改变过去对待他们的态度，会与从前有所不同，不会再毒害他们、驱逐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不再枪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对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逻辑呢？是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到来呢？还是应该奇怪这样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国人还有时不得不搞一点“司法审判”之类装装门面呢。例如，他们审判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告密者们，在基辅市枪决临河街尼科尔斯克教堂执事等。而且这类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还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呢？我们连续二十年迫害宗教、关闭教堂。德国人来了，他们开放了教堂（德国人撤走之后，我们没好意思立即再关闭它）。就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例吧，那里开放教堂的仪式受到了群众的欢呼，招来了大批群众。不，这些人应该为此去诅咒德国人，是吗？
就在这个罗斯托夫市，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工程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姆…弗被捕了，他随即死在侦讯室里。其后好几个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觉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觉。”不，她应该衷心祝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刽子手们回来，是吗？
一九四三年五月，还是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在文尼察市的林边大街的公园里（这个公园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苏维埃用很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并宣布这里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用地，禁止入内”）偶然地开始挖掘几个已经很难辨认的、杂草丛生的坟墓。结果，在这个公园里总共发现了三十九个死人坑：每个都是深三米半，长三米，宽四米；每个坑里最上层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层层交叉垛起来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绳子绑着，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径手枪从脑后打死的。显然，他们是在监狱里被枪毙后，夜间拖出来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认，曾经识别出了一些人，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并剥夺通信权”的。这里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们到现场来观看或者来辨认尸体的情况。越往后，发现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东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带开始挖掘，在皮罗果夫医院旁边又发现了四十二个墓穴。然后是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公园的“游艺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场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发现了十四个死人坑。在这总共九十五个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发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拚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应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那些拿起利剑攻击我们和用言论反对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中间，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动机的人：他们的财产并没有被没收（他们本来一无所有），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属，没有蹲过劳改营。可是连他们也早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对个人命运视同草芥，在于对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在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对领袖的膜拜，在于争先签名认购公债时对那支铅笔的争夺，在于那照例要转为热烈欢呼的雷鸣般的鼓掌声！我们能够设想这些人，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国家这种酸臭的空气吗？（侦讯人员在审讯费奥多尔·弗洛里亚神父时，曾指责他竟敢在罗马尼亚人面前谈论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说：“关于你们，我还能讲些什么别的话呢？我知道什么，就讲什么。发生过什么事，我就谈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应该是：你撒谎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但是，这看起来岂不是有点不象唯物主义了吗，啊？）
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的事，发生在我去参军之前。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刚刚当教员，我们在莫罗佐夫斯克镇上租了一套房子（这个小镇第二年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和另外两个房客——没有子女的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布罗涅维茨基是个工程师，年近六十，这个知识分子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详，聪慧。我现在想起他那长方形的脸膛，还总觉得他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似的，其实。也许他并不戴眼镜。他的妻子比他还要恬静，温顺。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亚麻色头发贴在头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岁，可是，看她的动作却像是年纪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这两个人，他们对我们大概也颇有好感，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家都不是那种贪婪地操持家业的家庭。
每到黄昏，我们四人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轮明月高照，微风吹来，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静。当时，那宁静还没有被敌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声所毁坏。不过，德国人的进逼已经使我们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见的、然而是沉重闷人的乌云顺着乳白色天空朝着这轮无可奈何的小月亮压过来一样。火车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开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停下来，逃难的人们使镇上的集市充满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这些人从口袋里掏出不计其数的百卢布钞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远处逃去了。他们能够说出我军又放弃了哪些城市，而情报局却在这之后很久还不提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谈到这些城市时，布罗涅维茨基不用“放弃了”这个词，而是说“夺取了”。）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