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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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们就是审理你这个案件的！嗯！我们会替你办手续的！”
办手续！这个字眼可真不坏。可以办把你送往阴曹地府的手续，也可以办关禁闭一天的手续，连发给你一条旧裤子也得办手续。到底他们打算管你办什么手续？但是。牢门又呼地一声关上，那条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着走开了，留下你去胡思乱想吧，你为此可以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好像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墙，弄不明白……
这一切只是说起来很简单。
忽然，埃克巴斯图兹营又编组了一个二十来人的解送队。这个解进队有点奇怪：召集这些人去的时候并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没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释放他们的，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满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受过虐待的，’没有一个蹲过禁闭或惩戒班；他们都是些模范囚犯，是当局满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涅拉洛夫，平常总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业班长别洛乌素夫，工艺工程师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国务活动家的莫斯科设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
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户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
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
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馆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
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车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历了原来的劳改营。
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
“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
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倒下或被关进监狱。劳改营里的空气已经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了。虽然卑鄙的勾当又有所抬头，但它的基础很不稳固。人们现在公开地在工棚里谈论政治。没有一个派工员或班长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抢拳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们这个小岛开始震荡了，它游离了“群岛”……
不过，这只是在埃克巴斯图兹有所感受，在卡拉干达就未必能感觉到了。而在莫斯科则几乎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特种劳改营体制在一处、两处、接着又在第三处开始崩溃了，但是慈父和导师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然，人们也不会向他报告这些（何况他自己向来不善于放弃任何东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着起火来，他就绝不会放弃苦役营）。相反地，他还计划在一九五三年进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为了准备新战争？）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扩大了特种劳改营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图兹营原来是斯捷普劳改营的分部，后来又划归彼斯强劳改营，而在一九五二年却升格为一个新成立的额尔齐斯河畔大型特种劳改营（暂称为达里拉格）的总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隶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劳改营管理处的成员——被派到埃克巴斯图兹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也来养活这批人。
据说，不久就会押来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可是，“自由”这个传染病此时却也不胜前走。在这“群岛”上还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当初从杜波夫卡押来的囚犯把它带给我们一样；如今我们这里的人又把它带往别处。那一年春天哈萨克斯坦所有递解站的厕所墙上都出现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号。“向埃克巴斯图兹的战士们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约四十名“骚乱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间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恶”的人被送到肯吉尔（杰兹卡兹甘车站，肯吉尔村，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这里）。其余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惩戒犯被分别送进斯捷普营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矿山）。
为了恐吓肯吉尔营的八千名囚犯，当局向他们宣布：新来的这批人都是匪徒。从车站押往肯吉尔监狱的路上是戴着手铐的。我们掀起的运动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被锁住的神话来到了当时还处于劳动气氛中的肯吉尔，来把它唤醒。这里此时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图兹一样，仍旧是由告密和拳头统治着的。
我们这二百五十人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四月。这时，肯吉尔营的首长费多托夫中校认为我们已经被吓住，决定把我们带去劳动。这个营里总共有统一供应的共产党最新型号的镀镍手铐一百二十五副，两个人戴一副恰好够用（肯吉尔营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铐的数目决定的）。
囚犯们的一只手同另一个人的手一起铐住了，还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也就是说，还能活下去！这支队伍里不少人在劳改营监狱里呆过，很有经验，也有些久经考验的逃跑者（腾诺也分在这一批里），他们都十分了解手铐的特点。于是他们便向同行列的人说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一根针，甚至连针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手铐摘掉。
队伍来到劳动地点后，看守们为了不耽搁劳动时间，便同时在队伍的各个地方开始给囚犯摘手铐。这时那些巧手们便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根本没想到要在囚犯去劳动之前先数一数手铐。囚犯进入劳动场地时是从来不搜身的。
这样，第一天出工我们就从一百二十五副手铐中拿走了二十三副！进入劳动场地后，人们用石头或锤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把手铐用防水油纸包起来，埋到当天正在修建的房屋墙壁或地基里（当天修的是肯吉尔文化宫对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纸包里还加上一张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孙后代们！这些房子是由苏联奴隶们建造的！他们戴的就是这种手铐！”
看守们气急败坏，不住地咒骂“匪徒”，往回走的时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锈的旧手铐来给人们戴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小心，进生活区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连丢失几副。据说每副手铐的价格是九十三卢布。
结果，肯吉尔营的主人不再让囚犯戴着手铐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五月间，开始把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逐渐由监狱分到普通管区去。
现在该使肯吉尔的囚犯们开开窍了。开始，一只是向他们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从前杂役们到小铺子里买东西向来是合法地不排队的，这次人们却把一个没有排队的家伙差一点掐死。这就足以传遍全营区了：要发生新鲜事了！有戏看了！这批新人可不像我们K也不能说在此之前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囚犯完全没有触动眼线。不过，那还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卢德尼克监狱就曾有人抢了看守的钥匙，打开早已看准的那间牢房，杀死了眼线科兹乌斯卡斯。）
如今肯吉尔营里也建立起两个秘密“中心”，乌克兰人的和“全俄”的。为进行“屠宰”准备了一些刀子和面具。于是，故事又从头开始了。
眼线沃伊尼洛维奇在牢房窗户的铁栅栏上“上吊”了。又有两个人——一个叫别洛科佩特的班长和一个在国内战争时期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杜托夫的军队对峙过的、思想正统的眼线利夫希茨——被杀死了。（利夫希茨在卢德尼克劳改营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当了好久图书管理员，但是他的坏名声传出来了。所以他到达肯吉尔的第一天便被杀死了。）还有一个匈牙利人警备队长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头砍死了。这时，曾经当过苏维埃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的萨乌埃尔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储藏室”的道路——他逃进了监狱。
不过，劳改营主人也已经知道该怎么办。在这里、四个劳改营分部之间的界墙早已修好，如今他们想把每个工棚都用墙隔起来，八干名囚犯在业余时间又开始砌墙了。又把每个工棚都隔成了四个互不相通的单元，每个小区，每个单元都分别锁门。按他们的理想来说，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个体才好呢！
看守长，肯吉尔监狱的头子，是个职业拳击家。他拿囚犯当靶子进行拳击练习。他在监狱里还发明了一种方法：垫着胶合板用锤子打人，这样可以不留伤痕。（在内务部作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殴打，不打死几个，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检察官大概也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说不定会遇到一位理论家呀！为了防备万一会有理论家出来，所以才垫上胶合板以免留下伤痕。）有一个西部乌克兰人由于受刑不过而又不想出卖朋友，就上用自杀了。其他的人表现得不如他。这样，两个中心就都被破坏了。
而且在“战斗员”中间也出现一些贪得无厌的坏蛋，他们木是想着使整个运动取得成功，而是总想自己从中捞一把。他们要求人们从伙房里给他们多拿些东西来，要求人们把收到的邮包分给他们。这些情况都给这里的运动带来了损害，给运动抹了黑。
对于选择了暴力道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当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卡莫手下的强盗们把抢来的款项交给党组织财务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难相信领导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译者注）会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喝酒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苏维埃俄国都禁止饮酒，但那时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着那个酒窖吗？！
运动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线们经过这第一次演习也老实多了。肯吉尔营的整个气氛变得清净多了。
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会立即生长起来，而且也不会长成完全相同的样子。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如今人们对我们说：当时谁都什么也不了解——处于队尾的人们不了解，先锋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辈的老干部们了解，可他们却宁可选择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开枪自杀或者领取养老金安静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从讲台上向我们大声说出实话。
这样，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们这些娃娃们身上了。这样，在埃克巴斯图兹，我们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沉重的拱顶下面，拼命往上一顶，总算给它造成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尽管裂缝很小，从远处还看不见，尽管我们自己为此受的内伤很重，但毕竟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是会扩大为缺口的。
当然，除了我们，除了特种劳改营之外，也发生过骚乱，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经完全被冲淡、粉饰、洗刷掉了，以至于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