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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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处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身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
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摆脱流放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历史反革命”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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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瘟
这一章里谈一件小事。讲讲一千五百万农奴，谈谈一千五百万人的生命。
当然，这是些没学问的人。不会拉提琴。不知道谁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么有趣。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死亡和失踪人数不到两百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为两千万（这是赫鲁晓夫的说法，照斯大林的说法仅仅是七百万。约瑟夫是不是没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资本？）。可写了多少颂歌啊！树了多少方尖碑，为哀悼牺牲者鸣了多少枪啊！多少部长篇小说和长诗啊！——四分之一世纪内浸透了苏联文学的不全是这一潭鲜血吗。
但是却没有一本书写那场不声不响的、翻脸不认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国一千五百万庄稼汉，——这还是往最少里说，而且只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着个儿啃。而是专挑最好的，专挑俄国人民的脊梁骨。还有在随之而来的人为的布尔什维克大饥荒中饿死的六百万人呢，关于他们，我们的祖国以及和我们接壤的欧洲也一声没吭。在丰饶的波尔塔瓦平原，村里，路上，庄稼地里，到处躺着没人收的尸体。车站旁边的小树林根本迈不进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其中也有婴儿。那些爬到了医院门口死的，死因全写为“蛋白缺乏性浮肿”。库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吓人。在白俄罗斯，许多地方收尸要靠外来的小队，本地已经没有能干这个的人了。
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晓，事后又削刮得十分干净，把任何一个低声耳语都压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尽管还有许多人主动向我讲述劳改营的情况，而我不得不拒绝他们，“弟兄们，我不需要啦。这类素材我已经有、一大堆了，书里放不下了！”可是，关于流放农民的情况却没有人送什么材料来。我真希望谁能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讲讲这些事！
是的，我确信，描写这个题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书的一章，也不只是个别作家的一本书。可是，我却连写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写这一章。我把这一章当作一个记号，一个标志，看作最初几块小石头，让它暂且标志出这个地方。我期望着将来总会有一天在这里重建起救世主耶稣的新殿堂。
这一切都是从什么引起的呢？是从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这一教条引起的吗？（可是，按他们那些人的说法，谁又不是“小资产阶级”呢？根据他们那精确得出奇的公式来看，除了工业工人—一这里还不能包括熟练工人——和管理企业的要人们之外，其余一切人，实际上是全体老百姓，不论农民、职员、演员、飞行员，还是教授、大学生、医生，统统都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由于最上层的强盗式的如意算盘（抢劫一些人，吓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们从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柯罗连科临死之前，高尔基还没有移居国外的时候）写给高尔基的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到：对农民的这种强盗般的突然袭击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其进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现在公之于众的这方面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无奈他们当时勇气有余，力不从心，这才不得不住手。他们是暂时后退了。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这个念头。整个二十年代他们一直在使用这张王牌，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污辱和谴责：“富农！富农！富农！”这样，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中牢固地灌输进了一种信念：同“富农”是不共戴天的：
据我们判断，这场灭绝性的农民瘟疫开始准备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当时联共（布）中央根据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安德烈耶夫的报告决定禁止富裕农民（“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这样就把他们划分出来，准备消灭了。这项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准——这时杀人名单已经编好，没收和强制迁出已经动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联共惊）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加速实现集体化的决议中对已在进行的（已经排练完毕、安排停当的）事情做了公开宣布（党有“充分根据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
继党中央决议之后，一向只有唯命是从能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也不敢拖延，旋即于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党的意志变作法律了。它们授权州和区的执委会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展开反对富农的斗争，直至采取（也只能如此）完全没收富农财产并将他们从个别区和边区迁出的办法。”
说到最后一句话，屠夫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说了从哪里迁出，但没说迁到哪里。傻头傻脑的人可能理解为——迁到三十俄里以外，挨边的什么地方……
另外，“先进理论”似乎并没有提到“富农的应声虫”（“二富农”）这个词。但是，根据对刈机的工作面的宽度来看，不把二富农挂带进去是不行的。关于“二富农”这个词的意义和代价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既然已经宣布“要征集包装材料”，少先队员们正在挨户收集农民的麻袋，交给极端贫穷的国家，而你却不愿意交出来，心痛自己那一点点好东西，（这在商店里买不到呀！）那么，你不就是二富农吗？！那就该流放你！
于是，“二富农”这个头衔就在整个苏维埃俄国，在尚未从内战的流血激荡中冷静下来的苏维埃俄国到处流行起来！那个人只说了几个字，未加任何解释，但其含义似乎已经非常清楚。于是，一切都简单化了，丝毫也不必多加思索。于是，内战时期的一条野蛮法律又恢复了，那就是：让他们十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让他们一百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俄罗斯人的法律；俄国历史上难道有过这种事吗？）只要有一个积极分子（多半是个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马上能回忆起来，带头没收富农财产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农民进行防卫时被打死，就要消灭几百个最勤劳，最会过日子，最灵巧的庄稼人，即那些曾维持着俄罗斯民族的稳定性的人们。
“你在说什么？没有的话！”我听到有人对我们这样喊叫。“那些剥皮鬼呢？那些欺压乡亲们的家伙呢？他们干的是：我借给你钱，你扒下你的皮来还我！难道他们不是这么干的吗？”
对。是这样。被消灭的人里面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剥皮鬼（全是吗？）。这里，我们也要问一下：剥皮鬼是有血缘遗传性的吗？这是他们那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的，还是一切财富（以及一切权力！）所具有的对人的腐蚀性所造成的？啊！假如真能够这么简单地就能使人类“净化”，或者使阶级“净化”的话，那该有多好！可是，既然你们已经用密齿的铁篦子从农民阶级中把那些没有心肝的“剥皮鬼”都净化出去了，甚至为此不惜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那么，请问，今天的农村已经集体农庄化了，可那些凶恶的、吃得满面红光、肥头大肚、管理着农村（还有区委）的横行霸道的人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这些无情地欺压孤独老人和所有弱小者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你们在“剥夺富农”的时候怎么忘记了把这些人的贪婪根子也拔掉呢？再想想看吧，这些人难道不都是从那时的积极分子中爬上来的吗？……
那个靠抢劫银行长大的人既不可能把农民看成兄弟，也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主人。他只会发出一声强盗的呼啸。而随着这呼啸的号令，几百万勤劳的人便会被强行拉进原始森林和冻土地带，可他们都是满手老茧的庄稼人呀，正是他们为了取得土地才帮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他们是在取U土地之后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来的（“耕者有其田”嘛！）。
既然你们把库班地区的哥萨克村镇（例如乌鲁平镇）整镇整镇地“横扫”掉，把男女老幼一概赶走（迁来了一些复员士兵），你们怎么还能腆着腮帮谈论什么剥皮鬼呢？由此可见你们的所谓“阶级原则”是什么货色了。对不对？（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在内战年代正是库班人几乎没有给予白军任何支持；是他们首先摧毁了邓尼金的后方，主动设法同红军达成协议的。可是，怎么突然间就发生了“库班的怠工”呢？）古拉格群岛中有名的繁荣的农业中心地——道林卡村是怎么产生的？那里原来的居民（日耳曼人）全部在一九二九年被当作“富农队没收财产后赶走了。那个村里到底是谁剥削了谁？
“剥夺富农”的原则是什么，调查一下孩子们的遭遇就更清楚了。以麻司列诺村的舒尔卡·德米特里耶夫为例吧（沃尔霍夫附近的谢里申移民营）。一九二五年他父亲费多尔死时他才十三岁，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父亲死后谁来“当家”呢？他这个唯一的男孩担起了这个责任，女孩们和妈妈都服从他。从此他就作为一个有家业的男子汉在外面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他维持着父亲的家业，干得很好，到一九二九年时他家的粮仓都是满满的了。看，他也就成了富农！全家都得赶走！……
阿达莫娃一斯利奥兹贝格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叫莫佳。据她讲，这个莫佳的经历也是十分动人的。莫佳是一九三六年被关进监狱的，罪状是“擅自逃跑”，因为她从乌拉尔地区的流放地私自逃回了位于塔鲁萨附近的故乡斯维特洛维多沃村。她步行了两千公里！为此应该授予体育奖章才对！莫佳是一九0九年在小学念书时同父母一起被流放的，从那以后她永远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流放前在学校时，老师曾亲切地把莫佳叫做“小爱迪生”，因为这个女孩不仅各门功课全优，而且很有些发明头脑，她在小河上为学校安装了一台小发电机，还有一些别的发明。在流放地度过七年之后，她很想回到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母校，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于是她步行逃回家乡。为此，“小爱迪生”被抓进监狱，又送进劳改营。
十九世纪有过这类遭遇的孩子吗？请读者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
农村中任何一个开磨坊的人都没有逃脱被“剥夺”的命运。可是，开磨坊和铁匠炉的人难道不是俄罗斯农村中最好的技术人员吗？就以梁赞州奔科夫地方的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拉克秋金为例吧。他刚刚被“剥夺”不久，本村人就因为过度地使用磨盘而引起火灾，把整个磨坊烧掉了。拉克秋金战后受到赦免，回到故乡。他看到村里直到这时还没有一座磨坊，感到十分难过。他请求政府批准后，自己铸造了磨盘，又在原地（一定得在原地！）盖起了一座磨坊。他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是为了集体农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充实和点缀他的故乡。
再举一个农村铁匠的例子，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富农吧。我们甚至可以像干部科的人们那样从他父亲开始说起。他父亲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在世时一直在华沙要塞服兵役供二十五年。“可是，结果只极了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这个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在家乡没有分到土地。他服役期间娶了个士兵的女儿，退役之后便到妻子的老家克拉斯年斯克县的巴尔苏卡村去落了户。农村的人把他准得迷迷糊糊。他便把自己的钱拿出一半来管全村人还清了拖欠的税款，用另一半租了地主的一间磨坊干起来。很快他就把剩下的钱全部赔进去了。后来他常年给人家放牛或当更夫度日。他有六个女儿，全嫁给了贫农，唯一的儿子叫特里丰（他们姓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把儿子送到一个小杂货店去学徒，可是特里丰从那里逃跑了，跑回巴尔苏卡村，到莫尔察诺夫开的铁匠坊里去学打铁，”言明条件是：头一年干活不挣工钱，然后再当四年学徒工。满徒出师之后，特里丰在和戈里耶村盖了间小房，成了家。他们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亚历山大后来成了诗人）。靠打铁当然发不了财。他的大儿子康斯坦丁帮助父亲干活，他们起早贪黑地冶炼锻打，每天可打出五把出色的夹钢斧。可是罗斯拉弗尔那些拥有锻压机和雇工的铁匠压低了斧子的价钱。他们直到一九二九年还只是一间乡村打铁坑，有一匹马，有时有一头奶牛和一个小牛犊，有时就把奶牛和牛犊都卖掉了。房前种着八棵苹果树。他也就这样成了“剥皮鬼”。农民土地银行开始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卖抵押的地产了，这时特里丰·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买下了十一俄亩满是野草和灌木丛的荒地。他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宜；直到发生农瘟那一年才开出五俄亩，其余的一直还荒废着。剥夺富农时，特里丰也上了名单。（全村规定要划十五户富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