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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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安排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安排到伏龙芝市去吗？不行！那是另一个共和国。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但是，这位白发老人总还是感到了几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学家了解他，也许将来还会把他调到别处去。他也在表格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离开，甘愿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岁！我帮他把东西拿到大门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过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个善良的人家设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说，有可能的话，就把老伴从莫斯科接到这里来。孩子们？……孩子们不会来的，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别的亲属吗？有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兄弟的命运是十分不佳的：他是个历史学家，可却没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竟离开了祖国。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拜占庭史。我们又笑起来了，我们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遗憾。我们拥抱告别了。就这样，我眼前又闪过去一个杰出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不知为什么仍旧天天被关在小屋里，晚间我们挤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觉，勉强可以伸伸腿，直直腰。这同我八年前开始服刑时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样。我们已被释放，可是晚上仍被镇在屋里；告诉我们：如果愿意，可以拿个马桶到屋里来。与监狱不同的只是这些日子再不免费供给伙食了，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钱交给他们到市场去买回东西哈。
过了三个昼夜，总算盼来了真正的押送人员，带卡宾枪的。他们命令我们在领取路费和伙食费的单据上签字。路费立即被押送人员收去。（说是去买火车票，其实，他们一吓唬查票员，就可以免费乘车了，路费落入他们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们排成两行，拿着各自的东西走向火车站。我们又走过那条杨树林荫路。鸟儿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气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们都还穿着棉衣，很热，但都为来到南方而高兴。不说别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难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车又把我们往回头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后我们在楚站下车，步行了大约十公里。随身带的东西和皮包使我们都出了一身透汗。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但还是拖着自己的东西。要知道，从劳改营里拿出来的每一块破布都会对我们这可怜的躯体有用！我身上穿着两件棉衣（一件是清点物资时捞到的），还有我那件饱经灾患的军大衣，它在前线和劳改营的地上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但现在我怎么忍心扔掉这件满是灰尘的褐色军大衣呢？
天黑下来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就是说，今夜又得住在监狱里，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监狱。我们早已是自由人，可还老是住监狱，监狱。牢房、硬地板、窥视孔、放风、倒剪手、凉水……一切照旧，只是不发给口粮了：我们是自由人嘛！
早晨开来一辆卡车，昨天的押送人员也来了，他们当然没在营房里过夜。我们还得往草原深处走六十公里。卡车在洼地抛了锚，大家不得不跳下车（从前当因犯的时候没有权力下车），从泥泞中往外推它。我们都用力推，为的是早些走过这是致多少有些变化的路程，尽快到达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员则在周围站成半圆形，“保护”着我们。
草原迅速从车旁掠过。放眼望去，两旁是望不见边际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萨克人村庄，它们孤零零的，周围只有几棵树。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棵杨树树梢（哈萨克语“科克切列克”，就是“绿色的杨树”的意思）。
到了！卡车在车臣人和哈萨克人的土坯房中间穿过，扬起满街尘土，招来一群怒气冲冲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轮车的温顺的小驴急忙闪到一旁。一家院子里的骆驼慢慢地回过头来，隔墙向我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妇女，这些不寻常的。被遗忘的妇女。看，那个黝黑的女人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注视着我们的汽车；看，那里还有三个穿红花连衣裙的正朝这边走来。她们都不是俄罗斯人。“没关系，会找到未婚妻的！”——当过远洋轮船长的四十岁的维·伊·瓦西连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时就一直是很顺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现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领，寻找自己的轮船了。
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找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二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约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辨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撤县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