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所具有的那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又回到他们身上，这些节一日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让我们站在严寒中、对我们进行特别侮辱性的搜身、把我们严严地关进劳改营监狱的那些日子了。本来嘛！何必抱那么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上司夸奖，那么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不就应该有些节日气氛吗，不就可以庆贺一番吗！
这些从前的受难者只是在家里还偶尔喃喃地埋怨几句，只在家里他有时还记得村去，这是为了使家里的人更抚爱他，更珍视他。一出家门，他就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也不该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经历过许多使人厌恶的失意之后回到原来的“自我”中去，恢复自己从前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特点和习惯，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们的禀性，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吧。我们前面引用过塔拉斯·谢甫琴柯的彷徨的诗句人就是这同一位谢甫琴柯十年之后万分高兴地写道：“我的内心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我衷心感激万能的造物主，他没有让那可怖的试验铁爪触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忘掉呢？到哪里去学会这忘却的本领呢？……
加里尼娜给我写信说。“不，我什么也忘不了。生活怎么也安排不好，虽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绩，日常生活也能处理，可是总觉得心里不舒畅、别扭，而且觉得疲劳。我希望您在描写那些被释放的人时，总不至于说他们完全忘了过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来信说：“不让我回忆不好的东西？那么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可回忆呢？……”
塔玛拉·普雷特科娃写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狱后已经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还是不明日到底为什么活着？哪儿才有正义？”
欧洲谈论平等精神已经两个世纪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还是多么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铧在我们彼此心灵上耕出的犁沟真是太不一样了！有的八十一年什么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间忘得干干净净。
伊万·多布里亚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给我恢复了名誉，可我总是不能平静。很少有一个星期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总是梦见劳改营。我自己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或者把别人吓得赶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获释十一年之后还一直梦见劳改营。我也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老是梦见自己是因犯，从来没有梦见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时候还梦见我是因犯（我在梦里一点也没感到奇怪，一切行动还是按照治经验）。列·科佩列夫获释十四年后得了病，马上就说开关于监狱的胡话了。乃·科佩列夫获释后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谵妄都是关于劳改营监狱的，
我们的舌头总像是说不出“船舱”和“病房”这些词，总想说成“牢房”
沙维林说；“我至今一看到狼狗还是心惊胆战的。
丘尔佩涅夫如今一走进树林就不能平静地呼吸，也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他说：“我一看，这片松树林不错。枝杈很少，伐倒之后无须再烧掉砍下的枝杈，能够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尔采沃村里几乎半居民是在劳改营呆过的（虽然大多是犯的盗窃罪）。＿如果你释放后住进了这个村。怎么能忘掉过去呢？你来到梁赞火车站。看见车站的围墙上有三根柱子是损坏的，可是从来也没有修过，好像就应该这样。这是因为囚犯列车通常正是停在这里的，运囚犯的。“乌鸦车”也一直开到这儿，一车屁股对着缺口，囚犯们一下火车就被轰着往这个墙洞里钻．（这样方便，无须押着囚犯走过嘈杂的月台）。全苏无知普及协会“给你开出一张出差证（一九五七年），原来是叫你去第二劳改区，即附设在监狱的妇女劳改区去作报告的。你走过岗楼。一项熟悉的军帽从小窗口里盯着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过监狱大院，衣裳破旧的女囚犯首先讨好地赶着向你们两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处主任办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一你会想象到，就在这个时候正在从囚室往外赶女犯们，在小伙房里正在夺下囚犯伙夫手里的锅：喂，快去听报告！快点：快！囚犯们挤满礼堂。礼堂里发出一股潮湿味。走廊也潮湿，牢房里可能更潮。整个报告中不幸的妇女们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闷声闷气的。连续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肠的短促的干咳。她们的穿戴与其说像妇女，不如说是对妇女的讽刺，年轻人们也都像老太婆一样粗壮拙笨，个个疲惫不堪，盼望着报告尽快结束。你感到耻辱，恨不得化作一阵烟雾散掉。很不得不讲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对她们高喊：“妇女们！这一切你们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发现几个穿得不错的、甚至穿着毛线衣的鲜明形象。显然她们是当杂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们身上，不去听那咳嗽声，可以顺利地宣读讲稿了。这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是在听吗？不，她们明明不是在听你讲话，她们不需要关于宇宙的知识。因为她们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里仔细端详你呢……这时，你会设想：假如现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你就得留在这里了。这几堵墙，距离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无轨电车站只有几米远的这几堵墙，就将把你同整个外界隔开，它们就不再是墙而变成许多难熬的岁月了……不，不，你马上要离开这里！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电车到家，吃一顿美味的晚饭。但你总忘不掉：这些妇女仍将留在这里，仍将这样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我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于是，我很快便回到原来的境地：天快黑的时候我把面包渣拾进嘴里，把盘子舔干净。往目的景象历历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几块号码布也带出了劳改营，至今保存着。是啊，只我一个人这样吗？不，在这一家，在那一家，到处人们都把它像保存的圣物一样拿出来给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尔卡监狱！“探监室”。我走进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夹杂着个别男人。有人在递交东西，有人在谈话。噢，外界给我们送的东西原来就是通过这里送进去的。真有趣：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看“探视规则”。可是这时一个大嘴脸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过来问道：“公民”，你有什么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来探监的，怕我搞什么名堂。这么说，我身上大概总是带着一种因犯气味吧？
要是去凭吊死者呢？去凭吊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应该被刺刀扎死同他们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奥列涅夫虽已衰老，但他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去凭吊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来到了从前卫生营的所在地，从那里进了山，当时死人就埋在这里（高凯尔基村不远）。山上到处是白骨和头颅骨。当地居民把这个小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娅·B·住在遥远的北方城市，那里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所谓“家”只是一个嘈杂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时便拿着书到饭馆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书，抽支烟，“悲痛地思念俄罗斯”。她最喜爱的朋友是乐队队员和看门的人。她说。“许多从那里回来的人都隐瞒着过去那段经历。可是我却以自己那段经历自豪。
虽然没有固定地点，但过去的囚犯们每年总要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难友集会．他们在一起饮酒、回忆。戈利岑谈到这类集会时说。“说来也怪，回忆过去时并不总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场面。许多东西回忆起来倒使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而且并不是最坏的本质。
金兹伯格（金兹堡）高兴地回忆说：“我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N’，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3k’（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果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一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此外，回到自由的狱外之后囚犯们还要和许多人见面。父子相会，夫妻相会。而这些会面也常常并不称心如意。十年，十五年来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不可能同我们感情融洽：有时彼此简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敌人。忠贞地等待丈夫的妇女中受到应得的报偿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么长时间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变了，只剩下姓名没变、他和她的生活经历过于不同，他们已经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这些事还是留给人们去写电影剧本或小说吧，本书无法全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也不妨援引一个事例。让我何1来听听玛丽娜·卡达茨卡妮的叙述吧。
“头十年期间我的丈夫总共给我写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间只写了一封，而且这封信写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经过十九年之后，当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时，他并没有到我和儿子这里来，而是到亲戚那里去了。只是过路途中决定在我和儿子这里呆四天。我和儿子去车站接他，不料车站宣布那列火车当天不能到达了。我彻夜未能成眠。天亮时刚刚躺下休息，听到了叩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找玛丽娅·维涅季克托芙娜！’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屋里。我因为刚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他问：‘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我心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个什么亲戚吧。我亲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见了。这时，我看到他那紧闭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时儿子回来了，他正在生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整整坐了四天，没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儿子两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几乎没有谈什么，只是一般的谈几句。他讲了他个人的生活。根本没有问及我和儿子这些年没有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