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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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活计不够他们全体干呢，但是如果劳动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还没占用呢，如果“劳动魔术师”不肯给我们改造这些渣滓呢？——那我们手里还有一个魔术师——制度！
奥伊米亚康和诺里尔斯克两处的特种的和严管制的“移民区”的囚犯来信说：所有私人衣物，如绒绒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说皮大衣了，统统被拿走（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时代的第四十六个年头啊！），而且“不发给任何锦内衣，也不允许穿任何暖和衣服。违反了就会关禁闭”（列绍蒂，克拉斯特种劳改营）。“除贴身衬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发布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顶斯大林式无毛棉帽。这是在奥伊米亚康地区的邱迪吉尔卡，那里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确，怎么能忘掉呢？除了饥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控制人？当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别好的是所谓特别制度，又称“独院”。用劳改营的新词说，这是“特危累和少校们”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别危险的累犯”，这顶帽子由地方法院给戴）。首先这里实行的是穿条纹粗布衣服。囚犯们戴“房式帽”，上衣和裤子都是用印着白蓝两色宽条纹的、做床垫用的粗布做的。这是我国的监狱思想家和新社会”的法学家苦思冥想出来的绝招，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十月”胜利四十多年之后、在即将跨入共产主义大门的时候想出来的！他们认为应该让自己的罪犯们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对。（从各地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条纹布衣服给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劳改犯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甚至比其它办法更大。）
属于特别制度的还有：工棚的窗户全有铁格子，工棚全部上锁。老工棚的木头开始朽了，新建了能容纳很多人的砖石结构的加强管制棚（尽管现在劳改营里除了喝“契菲尔”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违章事件，没有胡闹、斗殴，甚至打牌的也没有了）。出入营区必须排队，而且上身要笔挺，否则既不让出去，也不让进来。如果吃得脑病肠肥的看守发现队伍里有人吸烟，就会立即冲过来，一脚把人踢翻在地，夺下香烟，拖进禁闭室。如果今天没有带出去劳动，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你应该像看展览品一样看着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觉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达了一道技革命令，要求把营区周围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种劳改营吗？特种。特别……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道：“只要稍微有点闹声，冲锋枪简会立即从送饭口伸进来。”
当然，到处都是为了一点小错误就会关进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水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点强迫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种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道。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道，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做得公道，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部干部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管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种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子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蛋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做工作。”
当然，空气干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子，那你再闹厉害点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头、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户口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体委员会”和“维持内部秩序小组”。（马尔琴科把这种小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头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种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部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种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奴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入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肉讲出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感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
同一个奥卢霍夫还叙述了关于囚犯伊萨耶夫的事。伊萨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现在在莫尔达维亚的第四劳改区，他对“劳改区内违反纪律的囚犯向来是不妥协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囚犯”，这也就等于反对对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释的优待办法，或者等于要求惩罚他们。可是，怎么样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犊皮大皮靴丢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过了一天，皮鞋又丢了一只。”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阶级敌人竟然采取这种不体面的斗争方式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双刃的宝剑，它需要认真对待、善于引导。否则就会发生一些对囚犯起腐蚀作用的情况。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经过是这样的：领导决定晚上八点召开第一次劳改营全体大会。人们到齐了，但直到十点还只听见台前的乐队奏乐，大会迟迟不开，虽然军官们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访乐队”暂停”一下，请求领导回答：大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回答是：不开了。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说：那么。我们囚犯可要自己开会了，我们的讨论题目是：《生命和时间》。台下的囚犯们也闹闹哄哄表示支持。军官们纷纷从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台，开始讲话，首先谈个人迷信问题。这时几名军官冲来，把主席台拆掉，把电灯泡拧下来，并且不断用力推开那些拥到台前的囚犯。军官们奉命逮捕阿列克谢耶夫，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他们发出呼吁：“看守们，公民们！你们可都是共青团员呀！你们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想打击什么人？难道想打击列宁思想的良心吗？”就算是列宁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谢耶夫藏到自己工棚里，这天晚上他总算没被抓住。后来他还是蹲了禁闭室。关禁闭之后，又把他的发言认定为“反苏宣传”。“集体委员会”要求劳改营当局把进行反苏宣传的阿列克谢耶夫关进隔离室。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结果阿列克谢耶夫被加判三年严格监禁。
为了正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现在移民区里规定每周上政治课，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由担任务大队（每大队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队长的军官讲授，每次围绕一定的专题，例如：我国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觉醒，等等。据说，移民区的囚犯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了解这些问题之后便会更好地遵守移民区的各项制度，更卖力地劳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就从伊尔库茨克写信来说：“在饥饿的劳改营里却向我们讲什么我国的产品极大丰富。我们这里在劳动中只看见十字镐、铁锹、抬筐、背篓，但人们却向我们宣讲什么到处都在实现机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营大会之前，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还干过这样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课上举手请求发言，然后站起来对讲课人说，“您是内务部的军官，我们这些人是囚犯，咱们都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犯了罪的。因此，我们和您同是人民的敌人。如今咱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向苏联人民请罪。所以，我很严肃地建议您，少校公民，要坚决地走共产主义的路！”这件事被认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苏情绪”，后来写进了他的档案。
这位阿列克谢耶夫从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寄来一封内容广泛的长信。信纸已经揉搓软了，字迹也不清楚，我花了六个小时才看完它。这里真是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发出的这种一般性议论：“什么人现在蹲在劳改移民区，蹲在这奴隶的贫民窟里？这是被社会排挤出来的、人民中间最勇敢而不妥协的那个阶层……是官僚集团把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渊的，因为它看到：如果这部分青年用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话，那将对官僚集团十分危险。”“囚犯是被排挤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是劳改营的财产。”
另一个工具便是广播，如果能正确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乐和爱情歌曲，而是教育性节目！）广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样，按制度不同区别对待：对特种制度移民区播音二一三小时，对普通移民区则整日播送声
此外还有学校！（那还用说！我们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会去的呀！）只不过“一切都是形式主义的。是为了遮人耳目……人们是在棍棒驱赶下去学校的，学习兴趣被加强管制棚打消了”，而且年轻的人们因为自己的衣着破旧“不好意思让自由人女教师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是的，对于囚犯来说，看到一个活女人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说。只有根据战后斯大林和贝利亚实行的男女分别关押原则，才能对犯人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对成年犯人，对刑期长达几十年的人更是如此。这个办法在古拉格群岛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整个人类世界都承认男女两性间的互相作用是推动改良和发展的因素，但这个原则是古拉格群岛所绝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劳改犯的生活就会“像是住疗养院”了。而且，我们越是接近已经照亮半边天的共产主义光辉，就越得坚决地把男女罪犯分开，只有通过这种隔绝才能使他（她）们好好受点苦楚，从而得到改造。
在我们这个不是没有公开性的、不是人民无权的时代，通过劳改移民区进行改造的这一整套制度也还受到社会的监督。是的，我们有监察委员会。读者还没有忘掉它吧，它并没有被取消。
监察委员会是由“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但实际上，在荒僻地区，在自由居民的村镇上，除了行政领导的夫人们之外谁能参加这类委员会呢？它不过是只会重复丈夫意见的娘儿们委员会而已。
但是，这个办法在某些大城市却有时会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区党委委派女共产党员加丽娜·彼得罗夫娜·菲利波娃参加敖德萨监狱的监察委员会。她极力推辞：“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纪呀，她不得不参加。参加之后，她被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监狱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们中间有多少无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要监狱当局参加，她要同囚犯个别谈话（这自然使监狱当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连几个月都像仇人似的看着她，但后来终于改变了态度。她从此便常去监狱，一个星期去两次，三次、四次。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晚点名，有时甚至假日也不休息。这时，那些派她来的人们当然就不很高兴了。她向上级机关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况（刑法典上已经没有这么长的刑期了，但是人们却还在服刑），请求紫刑满释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况。上级机关或者对她的报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监禁场所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将军，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局长原来是“不知道”！）或者对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