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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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他们多收到几次邮包，这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这些邮包吗？”委员们反驳说，“基本上是有钱的家庭。（“有钱的”这个词这里可以使用，因为谈论现实的国家性问题时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隐藏了财产的人们。因此，允许增加接受邮包的次数，就会相对地使劳动者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我又被绳子拴住了，它简直勒进了我的肉里！是呀，这又是一条不能违反的条件：劳动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成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嘛！
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够机敏。我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们。对他们说：“不，一你们没有说服我？”他们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难道我是他们的上司？！
“那么，小卖部呢？”我又从另一方面通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付酬原则？自己劳动挣的钱，让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还应该积累一些基金供释放时使用！”他们又反驳我，“否则犯人在刑满释放时不名一文，就得靠国家养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条绳也拉紧了，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弹。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国家之慨而给犯人提高劳动报酬呢？！
“那么，总该保证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这一点早已经布置下去了。正是这样执行的。”
“可是，在营区内部还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请你们特别强调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规定得那么细腻。”
工作日是八小时制。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话，但自己也觉得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小时劳动，也不是十小时了。还想怎么样？！
“通信，这是使囚犯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看，我也学会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请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想重新讨论。限额已经规定出来，而且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他们还把接见次数规定表拿给我看，其中还包括为期三天的“单独接见”，而我们那时期则是多年不许接见的。所以，也过得去。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宽大的，差一点儿没称赞他们。
我疲倦了。到处都被牵制住，一动也不能动。我在这里毫无益处。我该走了
从这间节日般辉煌的、宽敞的办公室看，根据这些软椅里的委员们滔滔不绝的谈话看，劳改营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达理的。看，成卡车成卡车地往外拉剩面包……总不该把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会上来吧？这时，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贼头们的嘴脸……我已经十年不在牢房了，怎么知道现在坐牢的县些什么人？我的弟兄们，政治犯们，似乎已被释放。强制迁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另一个讨厌的老头想听听我对于绝食的看法：如果喂的是比烂菜汤更富有营养的东西，我总不能不赞成通过软管强制给绝食者灌食吧？
我只好厚着脸皮对他们说：囚犯不仅有权使用绝食这唯一手段维护自己的主张，而且有……饿死的权利。
我的论据使他们惊讶不已。可是我这里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对他们谈绝食与国内社会舆论的关系。
我离开那里时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击溃了；我甚至有点动摇，他们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高苏维埃将会全体一致给予批准。
苏联社会治安部部长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季库诺夫。真是异想天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m字232号”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见内务部长，并且教给他该怎样管理古拉格吗？！
要想接近部长办公室，先要见一些上校。他们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细皮嫩肉的，但动作都十分敏捷。进入主任秘书的办公室后就再没有往前去的路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别的门。可是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柜，玻璃里面挂着绉纱帷慢。柜子之大足能装进两个骑马的人。原来这就是进入部长办公室的门斗。办公室很大，坐下两百人也宽宽绰绰。
部长本人胖得有些病态，下颚很宽，整个脸是上小下大，成个梯形。全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严肃而冷淡地打着官腔，对我的话毫无兴趣，只是出于职责不得不听。
我首先摆出一大段关于“疗养院”的议论。接着谈到上面那些一般性问题：“我们”（我和他们）面前究竟有没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务？（我对“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里谈过）为什么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转变？为什么要建立四种劳改区？我向他重复着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枯燥的问题：关于伙食、邮包、衣服、劳动安排、关于违法乱纪、关于“实际工作者”的面目。（至于我收到的信件，这次连带都没敢带来：怕他当场没收掉。我只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话，而且不提写信人。）我向他谈了足有四十分钟，或许有一小时，相当长，而他居然会耐心地听完，这倒使我有点惊奇。
他有时也打断我，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见。他并不对我一概否定。我原来把他设想成一堵骄傲的墙，但这人却温和得多。他对许多问题都表示同意！他同意应该多发些零用钱，好去小卖部买东西，邮包限额应该放宽，不必像法案委员会那样对包裹内容作具体规定。（但是，这些都不取决于他呀！不是由他这位部长决定的。由新劳改法典规定！）他也同意让囚犯可以煮点或烧点自己的东西吃。（可是东西哪里来呢？）通信和邮寄书报可以不管限制。（这可要给劳改营的书报检查人员增加负担。）他也反对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过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经常站队之类。（但是，领导机关去干涉这类具体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坏纪律容易，要重整纪律可就难了。）他同意营区里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种营的囚犯竟然在机械制造厂旁边开辟了私人菜地，机床工们休息时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种些西红柿和黄瓜之类。部长已经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颇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对他说：“人和土地的联系有助于道德教育！”他却反驳说：“犯人私有菜地会培养私有制的本能！”）当部长听到又把“营区外拘禁”的人们抓回劳改营时，他甚至为之震惊。这太可怕了！（我没好意思问他：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你是怎样反对这种作法的？）不仅如此，这位部长还承认：现在对囚犯的看管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时候严厉得多！
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以说服他的呢！我们简直没有什么可谈了。（一个不担任职务的人的建议，部长认为是不必记下来的！）
我该提出什么建议？把群岛解散，改为无警戒监禁吗？说都说不出口，十足的乌托邦！何况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取决于个别人，它总是在许多机关中串来串去，而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
部长则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坚持说：条纹布囚服对那些累犯来说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就不会反对给他们穿条纹布囚服了！”）而听到我对看守人员和警卫人员的指责时，他觉得很委屈，他说：“这是你弄错了，要么就是你的感受与众不同，这或许是你的个人经历所造成的。”他极力使我相信现在谁也不愿意去当看守，赶都赶不去，因为现在没有优待了。（我真想对他高兴地叫起来：“不愿意去，这是一种健康的、人民大众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头和眼皮全被预防性的丝绳牵扯住，动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点：不愿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军士，军官们还是在争先恐后往那里钻。）他说，不得不依靠预备役人员去当看守。相反，部长向我说明，是囚犯越来越放肆了，现在看守同囚犯谈话时很有礼貌，规规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们的来信和部长的谈话如此大有径庭，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很明显；囚犯们在扯谎。
而且这位部长讲话时还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是部长，当然有机会去劳改营看看，我就没有机会。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劳改营？（一听他主动提出这两处，我就知道这是波将金式的、安排布置好专供参观的地方。再说，我以什么身份去？是部长派来的监察员吗？那我在囚犯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我当然不同意去看……）
部长反过来指责囚犯们不够通情达理，对给予他们的关怀毫无反响。他来到马路尼托哥尔斯克劳改移民区问他们：“你们对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见？”他们当着特种劳改点领导的面就齐声说：“没有意见！”而他们自己永远是不满的。
而且部长从下列各种表现上看到了“劳改区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劳改点首长表扬的机床工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劳改区的囚犯得知他们的产品（煮水器）是供应英雄的古巴的，都为此感到自豪；
——劳改营的“维持内部秩序小组”（既“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按期报告工作并进行改选；
——杜布洛夫劳改营里有很多（公家的）鲜花。
部长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使每个劳改区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地。部长认为，只要各项有意义的工作都开展起来，囚犯也就不会再逃跑了。（至于我对他的反驳，指出“人对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无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部长办公室，深信这一切是不会有尽头的。我认识到自己丝毫未能推动什么，人们将依旧照章办理。我离去时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理解是多么互不相同啊！除非让囚犯亲身高踞于这间办公室的宝座，否则他不可能理解部长脑心理；而部长，只要他自己没有落入铁丝网里，他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一小块菜地没有被卫兵们践踏掉，只要人们没有强迫他丢掉自由去学习开机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这里的谈话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谈的是两名知识分子到所长和几位研究室主任。这些人都很活跃，各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也互相争论。座谈会之后，一名副所长B·H·库德里亚夫采夫送我出来，在走廊里他责怪我：“不对，您还是没有把各种观点都考虑进去。托尔斯泰就会考虑的……”接着，他突然对我耍了个欺骗手法：“来，咱们顺便去看看我们所长吧，就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卡尔佩茨。”
原来没计划访问所长。我们什么都谈过了，还有什么必要？也好，去打个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两句是抬举你了；这些副所长们、副主任们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领导手下工作，这里的整个研究工作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的，真叫人没法相信。（我还不知道主要的呢：这位卡尔佩茨还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呢！）
卡尔佩茨见我进屋，便带着敌意和轻蔑的表情站起来（整个五分钟的谈话好像就是这样站着进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见，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偿似的。也行啊。他脸上透着踌躇满志；坚强；厌恶（这是对我的）。胸前拧着一枚像勋章一样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身高级西服。图案是一把直立的创，刺穿了底下的什么东西，文字是：内务部。（这是一枚很重要由证章。它表示佩戴者特别早就有了“干净的手，火热的心，冰冷的头脑”。）
“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他住着眉头问道。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谈，但我还是出于礼貌简单地重复了几句。
“噢，”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刚一听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吗？放纵囚犯？！”
我曾经带着各种问题走访过大理石造的办公室，穿过大玻璃镜的门斗，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而现在，他的几句话就使我意外地豁然开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问题：
提高囚犯的生活水平？不行！因为这会使劳改营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允许囚犯接受更多的邮包？不行！这会对看守人中产生有害一影响，因为看守人员也吃不到首都生产的食品。
批评并教育看守人员？不行！我们是依靠这些人来维持的！现在谁都不愿意去干这种工作，可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很多钱，优惠条件已经取消了。
我们剥夺了囚犯按社会主义原则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不，是他们自绝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但是，我们不是想让他们重返社会生活吗？！……”
“让他们回来？？？……”佩带利剑徽章的人感到很惊奇。“劳改营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劳改营是惩罚！”
是惩罚！——这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惩罚！！
惩——罚——！！！．
一把垂直的利剑，它刺杀，它穿透，休想把它移开！
是惩罚！！
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这群岛今天依然存在，这群岛今后还要存在！
不然的话，把那“先进学说”的失算——人们并没有按照它设想的样子成长——的责任推到什么人身上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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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今天的法律
读者已经通过全书看到，在我国，从斯大林时期的最早年代起，从来没有过政治犯。所有从你们面前驱赶过去的那成百万群众，那几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统统是一部刑事犯。
更何况能言善辩的、总是那么快活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某处的讲台上不是笑容可掬地一再声明：政治犯？没有！！我国可没有政治犯！
是啊，悲伤痛苦是容易忘却的，那座山是可以绕过去的，人身上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因此，我们几乎信以为真了！甚至有些老囚犯也信以为真了。明明白白是把几百万囚犯释放了嘛！那么，政治犯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