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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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会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从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罢，拉斯普金也罢——有什么区别？）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第六十七页）—一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技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一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被告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霍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第三十四页）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静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的子弹。”（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提到知识分子，他用的词总是：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并使它沾满了污泥。”（克雷连科，第五十四页）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第三十八页）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京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民族联邦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万·伊万内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H·M·基施金（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甚至从被告席上狂妄地辩解说：“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