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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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斯坚普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H·H·维诺格拉茨基——关于经济问题。而（伟大的）生物学家H·K·科里佐夫（他在祖国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许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在他的研究所里聚会谈话（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进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终因劳农党案件受到审判）。“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被告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管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页）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学？……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像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页）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话又说回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战死）
还有这样一些被告，他们知道情况，但——没有告发（照咱们的说法是“知情不报”）。
下面要说的已经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像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联盟”——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出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交流想法——他们很难马上放弃这种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出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H·H·维诺格拉茨基的告密而发生的，他在放进过许多“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侦查人的许多供词，它们，唉，是不漂亮的。
梅尔古诺夫不带幽默感地责备侦查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制住了）对他及其他被侦查人进行欺骗，巧妙的愚弄，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我的嘲弄了”。他说：这比任何肉刑更坏。后来如此洞彻地剖析过不少俄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梅尔古诺夫这时轻而易举地掉进去了：从向他出示的书面供词中看，一些人的问题好像已经澄清了，他却证明他们参加过复兴同盟。而且总的说“开始提供比较有条理的证词”——一篇不把侦查员的问题区分出来的完整叙述。（后来这些供词被给同案人看，使他们感到吃惊和沮丧：好像他是带着难以遏制的愿望讲述这一切的。）
阿格拉诺夫还用这些话把他们都“收买”了，他说，既然这是“过去的事”了，所有这些中心早已经不开会了——所以被侦查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着眼于历史价值。雅科夫·萨乌洛维奇用他的亲切态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等号，这么一来，如果你热爱后者，那么反对前者就是有罪的。就这样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真正卑躬屈节、巴结讨好的供状。（脚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论文专门被阿格拉诺夫指定为犯人的学习材料。）
在法庭上怎么样呢？梅尔古诺夫写道：“「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要求一定的英雄主义，可是心里没有这种英雄主义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变为抗议示威——意味着有意地使不仅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在他们还没挨整的沙皇时期曾是如此爱好自由，如此不可调和，如此不能压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地上契卡的钓钩的，就是这样容易地降服和灭亡的。
但比这更鲜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诺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尽管它不属于这一章，因为没有上法庭）。塔甘采夫教授在侦查的四十五天之内英勇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以后阿格拉诺夫使他同意和他签了一项协议：
“我，塔甘采夫，自觉地开始毫不隐讳地供出我们组织的情况……我不隐瞒与我们集团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同案受审人得到宽大处理。
我，全俄肃委特派员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保证在塔甘采夫公民的协助下迅速结束侦查工作，并在其结束后将此案送交公开法庭审理……我保证对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将不用极刑。”
但就搭甘采夫一案——契卡枪毙了八十七人。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龄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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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法律在壮大
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审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0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杆。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一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