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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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泽克车厢”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扰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一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砂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绒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成鲜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砂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1（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像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佐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楼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