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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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相信。据他说，他是瑞典的一个不止是百万富翁而是亿万富翁（好吧，就当他吹了一点牛）的儿子，是德国英占区司令官罗伯特将军的外甥。作为一个瑞典公民，战争期间他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在英军中服役，真的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后，他成为瑞典军队的一名职业军官。然而他一直对考察社会制度怀着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超过了对父亲的资本的留恋。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着深厚的同情，而且当他作为瑞典军事代表团成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还通过亲眼所见确信了它的繁荣昌盛。主人为他们举行宴会，邀请他们到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和普通苏联公民——漂亮的女演员们——接触。她们都不忙着去工作，都很乐意陪他们消磨时间，甚至私下在一起。这样最终地确信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胜利之后，艾里克回到西方就开始发表一些捍卫和盛赞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终于成了他毁灭的祸根。在这几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苏联正从各个缝隙里搜罗愿意公开和西方决裂的西方国家进步青年（似乎如果能凑足十来二十个这样的人物，西方就会发抖和崩溃）。根据艾里克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被内定为一个合适的对象。他当时在西柏林服务，妻子留在瑞典。由于可以谅解的男性的弱点，艾里克时常去东柏林和一个未婚的德国女人幽会。在一个夜间，就在她那里被人捆绑起来（“去找大娘，进了牢房”这句俄国谚语说的就是这种事儿吧？大约早已经是如此办理的，他并不是头一个）。他被带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曾经在他父亲家里吃过饭，和艾里克相识。现在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这个年轻人公开咒骂整个资本主义和他父亲。作为代价，他答应这位公子在我国立即得到终生的资本主义式的物质享受。但是令葛罗米柯吃惊的是，虽然艾里克在物质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但他却勃然大怒，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他们仍不相信他能够死硬到底，便把他软禁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面，供养得像童话中的王子（有的时候对他也实行“残酷迫害”：拒绝接受他预定的第二天的菜单，他原来点的是笋鸡，却忽然给他端上一盘煎牛排），在他周围摆满了马、恩、列、斯的著作。这样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过来。奇怪的是连这也没有奏效。这时候弄来一个在诺里尔斯克服过两年刑的前中将，和他软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将用劳改营里的可怕情形促使艾里克就范。但是中将执行这项任务极不得力，也许是并不想执行。在一起蹲了十个月，全部成绩只是教会了艾里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再就是加强了艾里克本来已经产生的对蓝箍帽的厌恶。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维辛斯基出面召见，艾里克再次表示拒绝（他竟以意识践踏了存在，这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规律的举动）。于是阿巴库莫夫亲自向艾里克宣读了决定：二十年监禁（？？为什么？）。他们自己已经后悔跟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决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这时候他被装进一间单独的包房，押往劳改营服刑。在车上他听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叙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过车窗看到了朽烂的草屋顶的梁赞地方的俄罗斯。
这两个年头使他牢固地确立了对西方的忠诚。他对西方的信任达到盲目的程度。他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弱点。他认为西方的军队是不可摧毁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告诉他，在他关押期间斯大林下了封锁柏林的决心并且相当顺利地实现了，他不肯相信；当我们嘲笑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时候，艾里克的乳白色的脖颈和奶酪色的面颊气得鲜红。他同样坚信西方决不会容忍对他——艾里克—一的监禁，西方情报机关马上就会根据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得到的情报查明艾里克并没有淹死在施普累河里，而是正在苏联坐牢，一定会把他赎买或者交换出去。（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我们的思想纯正的正统派。）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舌战，他还是邀请我的朋友们和我有机会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着疲倦的微笑说：“人人都知道我们。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亲维持”）。而眼下这位亿万富翁的公子却没有擦脸的东西，我把一条多余的破脸巾赠送给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们不断地流动—一带进来，带出去，单个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出发。表面上如此有条理、有计划，实际上其中充满了胡闹荒唐，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种劳改营。遵照某人的最高决定，大批女犯从苏联欧洲部分的极北地区和外伏尔加地区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迁往西伯利亚泰谢特市的奥泽尔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0年，某人又认为把女犯拉到奥泽尔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尔多维亚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罗夫拉格。于是这同一批女犯又经过同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逦西行，一路享受着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适条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麦罗沃省建立了几座新的特种营（卡梅施拉格）——闹了半天，原来需要妇女劳动力的还是这个地方！于是这一批时运不济的女犯们现在通过同一个可诅咒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麦罗沃特别营的苦难历程。释放犯人的时代来临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松动的赫鲁晓夫时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们又从西伯利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被装运到莫尔多维亚：上面认为把她们全集中在一起比较牢靠。
反正这全是我们内部的业务，各岛屿全是我们自己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也并不那么遥远。
个别倒霉的男犯有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申德里克——面容憨厚、乐呵呵的大块头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劳改营里从事着所谓诚实的劳动，他没有料到会有什么灾祸。但是祸从天降。营里接到一项紧急指示—一不是来自一般人物，而是来自内务部长本人（部长从哪里知道申德里克这个人？）：立即把这个申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监狱。他被提出来，拽到古比雪夫递解站，从那里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并没有把他投进什么第十八监狱，而是和别人一起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申德里克本人压根不知道十八号监狱的事，因为没有向他宣布过。）可是他的劫数未尽：没过两天，他又被拉出来解送。这次是去伯朝拉。车窗外的景色愈来愈贫瘠阴郁。小伙子吓错了：他知道有部长的指示。现在这样一个劲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长手里有申德里克的过硬材料。路途的疲劳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粮，申德里克到达伯朝拉的时候已经东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气，饿着肚子，不让住下，就押着他们顶风冒雪去上工。一连两天连衬衣也没有机会晾干，连床垫还没有用松枝填上。一声命令又要他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往更远处遣送——去沃尔库塔。根据这一切迹象看，部长是决定把申德里克在劳改营里熬死。诚然，不是专门对付他一个，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尔库塔整一个月没有人过问申德里克。他参加了一般作业。虽然还没有从旅途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已经开始顺从北极圈内的命运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从矿井里叫出来，叫他赶紧回营里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一小时以后就上了往南边开的火车。这次可有点像专门惩罚他一个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进了第十八监狱。在监房里关了一个月。后来一个什么中尉叫了他去问：“您跑到哪里去了？您真的是机械制造工程人员吗？”申德里克说是。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岛！（是的，群岛里也有这类岛屿！）
这一类人物的隐现，这一类的遭遇，这一类的故事，使递解站大为生色。老劳改犯传授经验说：“躺着，别管闲事！在这儿能吃最低保证的口粮，也不需要卖牛劲。人不挤的时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饱可是能睡足。”只有尝过劳改营一般作业滋味的人才懂得递解站是休养所，是我们途中的幸福。还有一样便宜事：白天睡过去——刑期就过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见的。
诚然，递解监狱的主人们由于念念不忘劳动创造了人以及只有劳动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论，有时由于有一些辅助性的活茬，有时由于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点额外财政收入，他们也驱使手头这些整日挺尸的递解劳力去干活。
在上面说过的那个科特拉斯递解站里，战前时期这种性质的劳动一点不比劳改营轻。六七名身体衰弱的囚犯套着搭缚，拉一辆拖拉机的挂斗雪橇。一个冬季的白天要沿着德维纳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维切格达河口去。一会儿人陷进雪里，摔倒在地，一会儿雪橇又卡住动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累人的活儿了。可是这还不算真干活，这不过是活动活动筋骨。在维切格达河口还要把十立方木柴装上雪橇，原班人马用原样的都具，（列宾不在了。这对于我们新时代的画家已经算不了可以发挥创造性的主题；这不过是实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递解站的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必再谈你的什么劳改营了——到不了劳改营你已经完蛋。（干这些活时的作业班长是柯鲁巴耶夫，当过拉车牲口的有电气工程师德米特里耶夫、后勤部中校别利亚耶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现在已经说不全了。）
阿尔扎马斯递解站在战争期间给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让他们干的劳动却是长期性的，它附设了缝纫厂、擀毡制靴车间（在滚烫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自报奋勇地从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闷热窒息的监室里出去干活；这是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气的权利，为了取得在安静的板条钉的厕所里不慌不忙、不受阻挠地蹲一会儿的权利（这可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鼓励手段！）。八月的阳光（这正是波兹坦和广岛的日子）把厕所晒得暖洋洋，可以听到一只孤单的蜜蜂的安详的嗡嗡声。我们也是为了取得晚上多领一百克面包的权利。我们被带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码头。我们的任务是把原木垛倒到别处，重新码起来。我们花的力气远远超过得到的报偿，可是我们仍然高兴到那儿去劳动。
青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的回忆常常逼得我脸红。但是凡使你沮丧者必给予你以教训。我发觉，在我肩头总共才摇颤了两个年头的那一副军官肩章，竟在我肋间那块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运码头上——它也是一个小型的劳改营，也划出了一个四周设有了望塔的隔离区——我们是外来人，是临时工。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能把我们留在这个小型劳改营里服刑。但是，当我们第一次排好队，派工员在队前走过用眼睛物色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毛料的军便服下面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我！
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我做出更加可耻的错事。
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必须懂得的。
红色普列斯尼亚曾经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论到哪里去都不能绕过它，正如不能绕过莫斯科。那个时期在国内旅行，无论从塔什干到索契，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处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头的人，就连古拉格的头头们，事先也说不出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径路线和目的地。顶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严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乱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遭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子一擦一棵地抱进监狱办公室的木头房子，胡乱地摔在书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过道的地板上（就像它们的本主地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乱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子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肥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热得汗流浃背，成天扇着扇子跟监狱里的及押解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乱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出几次红色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出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出。这件伤脑筋的麻烦事谁来干？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配递解的批次呢？
这种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头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带色的”。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进入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进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出你的档案以便塞进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进来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恶劣透顶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好的”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