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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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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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岛屿到岛屿
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