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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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的领袖问道：“能做到吗？”兴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币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这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使他完全脱离古拉格，建立一个新的犯人帝国，新的自治群岛古尔热代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弗连克尔为这个新群岛的主人；　
　　2）他所选中的一切国内资源都应归他使用（这已经非白波运河可比了！）；　
　　3）在大会战阶段，古尔热代斯还要退出有着麻烦的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弗连克尔的任何开支都不需要报帐。他不架设帐篷，也不建立劳改点。他那里没有任何口粮规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级分“桌”和“灶”的一套办法是他首创的！天才的法则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袄、毡靴成堆成难地卸在雪地里，每一个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马合烟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们手里，只有这些东西才需要靠劳动表现去挣来。　
　　伟大的战略家同意了。于是古尔热代斯成立了！群岛被劈成两半了吗？不，群岛只是更强大了，规模倍增了，它将更迅速地接管这个国家。　
　　弗连克尔的卡累利阿铁路终于没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尔热代斯日益巩固和生长。它不断地接到新任务（已经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续）：与伊朗边境平行的铁路线，然后是由塞兹兰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尔加河铁路，然后是从萨勒哈尔德到伊卡尔卡的“死亡之路”，特别是贝阿干线：从泰谢特到布拉茨克以远。　
　　进一步说：弗连克尔的思想还使古拉格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按经济部门管理系统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就跟人民委员会是由各人民委员部组成一样，古拉格也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各部：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建设总局，矿山冶金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　
　　这时候战争开始了。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乌发市，古尔热代斯到了维亚特卡。各个省城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的联系那样可靠，因而战时的整个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经不操纵整个群岛。群岛国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别归入内迁到该地的各总局的管辖。于是坐镇在基洛夫市的弗连克尔便得到了管辖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大权（因为那里除了群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如果谁把这个局面看成是罗马帝国的解体，那就错了——这个帝国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整体。　
　　弗连克尔不忘旧时的友谊；他把布哈尔采夫——他革命前在马里乌波尔办的黄色报纸《一戈比》的编辑——叫来，让他在古尔热代斯里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职位，而此人的共事者们或者早已被枪决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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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群岛的根基

　　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阴暗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面”，不是一“侧”，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劳动军”，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而对于他的门徒们说来，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强迫犯人每天劳动（有时候每天十四小时，像在科雷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会导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监禁局限于监狱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园子，提供他在这些年内读书、写作、思考和争论的机会——则意味着“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引自上面说过的那本《批判》）。　
　　诚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时期曾顾不上这个精微的道理，当时觉得干脆枪毙更加人道。那些没有被毙掉而是被关进最早的集中营里去的，不是为了去改过自新，而是为了使他们不能为害，为了单纯的隔离。　
　　原因是当时也有一些学问家如彼得·斯图奇卡留在那里研究刑法理论，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里对刑罚这个概念本身给予了新的定义。其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刑罚既不县报在（工农国家对犯罪分子不进行报复），也不是赎罪（不可能存在任何个人的罪，只存在阶级的因果关系），而是保护社会制度的防卫措施，即社会保卫措施。　
　　一旦被认定是“社会保卫措施”，那就不言而喻地要按照战争的方式行事了。或者枪决（“社会保卫最高措施”），或者关押在监狱里。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改过自新”的思想似乎有点暗淡了，尽管党的八大在同一个一九一九年提出了这样的号召，而主要的是弄不明白：如果不存在罪，那要改正什么？阶级的因果关系是改正不了的呀？　
　　这时候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九二二年制定了第一批苏维埃法典，一九二三年举行了“惩治劳动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拟制了新的《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九二六年新的《刑法典》的基础（这个法典在我们脖子上套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而那个新发现的概念，即不存在“罪”也不存在“罚”，只有“社会危险”和“社会保卫”，却保留了下来。　
　　当然这样比较方便。这个理论允许把任何人做为人质，做为“可疑分子”（列宁打给叶夫盖尼娅·博什的电报）加以逮捕，甚至把整个的民族以其有危险性为理由加以流放（这样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但必须是一个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才能在干这一手的同时还能创立和保持油光锃亮的改造罪犯的理论。　
　　然而，杂技演员有了，理论也有了，并且劳动营本身也确确实实地改称为……改造营了。我们甚至可以引证大量的言论：　
　　维辛斯基：“整个苏维埃的刑事政策建立在镇压与强迫原则和说服与再教育原则的辩证的（！）结合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惩治机关都是竭力用造成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办法‘烦扰’罪犯（要知道，他们是想“改造”他们呀）。”“与资产阶级的刑罚不同，在我们这里，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他们那里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手段。——作者注）。我们的目的在于真正的改造，要使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人都成为有觉悟的劳动者。”　
　　听明白了吗？尽管也强迫，但我们终归是在改造他们（原来也是通过痛苦！）——只是不知道需要改造什么。　
　　但是马上在紧挨着的一页我们发现：　
　　“劳动改造营利用革命的暴力使旧社会的犯罪分子局限化和不能为害。”（一直说“旧社会的”！到一九五二年还会说“旧社会的”。坏事全推给狼吧，毛病全推给旧社会吧！）　
　　那么关于改造再没有说一句话吗？我们仅仅是使他们局限化和不能为害吗？　
　　有，在同一（一九三四年）年，他还提到：　
　　“镇压加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这个两位一体的任务。”　
　　可以教育的。这说明：改造不是对全体而言的。　
　　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引来的现成的用语从此就在那些次一等的作者们笔下满天飞了：“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　
　　可是那些不可以改造的呢？扔进万人坑？扔上“月球”？（科雷马）扔到施米特航道下面“？（诺里尔斯克）　
　　维辛斯基的法学家们站在一九三四年的高度，连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也责怪起来，说它具有“只讲改造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个法典一点也没写到消灭。　
　　谁也没有许过愿说将要改造“五十八条”。　
　　因而我把本书的这一部定名为“劳动消灭……”，正如我们亲身体会到的那样。　
　　如果法学家们的那些言论彼此对不上号，那就请把斯图奇卡从坟墓里叫出来，把维辛斯基拉来，让他们自己去弄个明白。这不能怪我。　
　　我只是现在坐下来写书的时候，才决定去翻翻老前辈们的大作，而且也是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因为这些书是你从哪儿也搞不来的。在披着肮脏破烂的劳改营囚服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还有这种书。至于我们的全部生活原来并不是由营长公民的意志而是由某种传奇般的犯人劳动法典规定的——这不仅对于我们这些人是一个模糊的传闻，是所谓“茅房小道消息”，而且连独劳点长，少校，也决不会相信。这些书是工作用的内部出版物，从未在私人手里停留过。它们今天是在古拉格的保险箱里保留着还是已经被当作危害性作品烧毁了——这种事谁也不知道。在“文教之角”的墙上没有张贴过其中的摘录，从木制的讲坛上没宣布过其中的数字。哪儿写着一天该工作几小时？一个月该有几天公休？有劳动报酬吗？对残废有什么规定？算了吧，如果你提出这些问题，连自己的伙伴们也会哄笑起来。　
　　知道和读过这些人道的文字的人是我们的外交家。他们多半在国际会议上还拿着这本小书摇晃过呢。那还用说！你瞧，我刚刚搞到一点摘录，就已经热泪盈眶了：　
　　——一九一九年的《指导原则》：既然刑罚并非报复，那就不应带有任何虐待的性质；　
　　——一九二0年：禁止使用“你”字称呼犯人。（可是，请原谅我的用词，可是……X你嘴巴”这话按规定能说吗？）；　
　　——一九二四年劳改法典第四十九条：“监管制度必须排除任何虐待的现象，绝对禁止：手铐、禁闭室（！）、严格单身监禁、剥夺食物、隔着铁栅会见亲属。”　
　　好，够了。其它指示用不着写了：这些对于外交家已经够用，而对古拉格本来就没有用。　
　　一九二六年的刑法典里就曾有过一个第九条，我偶然地知道了并且把它背熟了：　
　　“各项社会保卫措施不应具有造成肉体痛苦或侮辱人格的目的，并且不负有报复和惩罚的任务。”　
　　说的多么清楚！我平时喜欢在合法的范围内在首长们身上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