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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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龋齿，但是科学业已证实龋齿既不会传染，也不会致命，那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健康属于个人私事，那是早已为尊重个人自由的美国信条所确认了的。于是，一条有力的科学解释就这样在更强有力的一种文化辩解面前变得相形见绌了。再来看科学的安全性问题：氟化物有毒吗？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定的那个小组委员会于最近提交出关于氟化物的报告之前，早就有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科学资料。可是，正如阿诺德·格林所指出的，由于有一种罪恶阴谋和精神反抗的意识在火上加油，为维护个人尊严而与失去人性的官僚对抗的冲突是如此强烈，那种冲突已经同安全性的科学问题混杂在一起，以致许多老百姓都推定氟化物是毒药。有这样的武断，当然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一条推理思路自由是宝贵的，官僚们是冷酷的，等等。然而这样的文化论点并不孤立。相反，有两种现存的科学现象在为它加油鼓劲。第一种现象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反对加氟的人当中，少数具有科学身份的人会比赞成加氟的他们的全部同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些人即使是无名之辈，平庸之才，没有声誉，甚至在科学界只是极少数，这都无妨。真正要紧的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科学身份把这些文化上的争执带进了科学事务，他们在用科学的语言声称氟化物是有毒性。第二种现象是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由于存在着这种现象，让科学承认反对氟化物者的精神价值便更为容易。说〃氟化物也许有毒〃，简单几个字，就远远抵得过说〃据我们所知，氟化物没有毒性〃，因为前者毕竟能拿出几个人的科学证书、几个希腊或拉丁语专业术语以及几条科学引文，看上去总算有一点根据。这时，美国公共卫生署和美国牙科协会一类科学权威以机构名义发出的声音则常常显得软弱无力，无法让人们改变看法。就这样，由于存在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和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科学同时也在为反对添加氟化物的人服务。支持添加氟化物的人对此无疑会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前者冒充了科学权威，后者歪曲了科学知识。如果他们起初曾以为科学具有某种智力完整性，以为科学统一在一个知识和价值的结合体中，那么，他们现在便该知道，原来科学是可以被割裂开来的，在一场科学争端中同时用于支持势不两立的对抗的双方。
第六章 瘟疫
在发现艾滋病及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头几年，除了公认的科学和医学权威公开发布的正式看法，尤其是美国政府作出的说明，还有人就这种疾病提出过种种其他理论，它们同样也对公众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政府的科学家当时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病因所作出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尚带有试探和假说的性质，而且并不全面，但人们对于艾滋病却已经十分恐惧。公众急切地希望政府能够告诉他们，艾滋病毒不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政府的科学家既然不能让他们放心，许多人就宁可听信可以消除他们疑虑的其他说法。
丹尼尔·福克斯（Daniel Fox）把当时的情况描述为一场医学权威危机。在全美国，政府支持的科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通过治愈传染病甚至消除某些传染病提高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这件事给人印象深刻，以致于许多美国人竟以为美国的医学科学可以攻克任何一种传染病。然而，正是由于拯救了通常是在青年的和中年时期遭受到病魔袭击的那许多人的生命，进入老年期的人大为增加。这样一来，容易患上关节炎、阿尔茨海姆氏病和其他慢性病的人自然也相应增多，可是医学对于这样一些疾病却无能为力。不幸的是，仍然有许多医生、科学家和消费者不顾这一事实，以为传染病可以治愈，对待慢性病便盲目乐观。他们低估了慢性病的顽固性。在他们看来，医学可以治愈一种疾病，为什么就不可以治愈另一种疾病？
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艾滋病终于提醒人们，不论对于慢性病或传染病，医学权威都是有局限性的。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但是它却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治愈，甚至无法加以控制。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必定会让不少人长期地受到折磨。
回顾历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回头来看艾滋病早期的情形，那是混杂着无知的一出让人既悲又喜的悲喜剧。按照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的叙述，迟至1982年5月，旧金山的许多男性同性恋者还固执地相信这种疾病是由不良的环境因素引起的。他们认为，既然病因来自饮水，来自空气，或者来自酒吧间空气离子发生器的某个机件，那么它就该与同性间的性行为毫无关系。流行病学家则在〃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答案，疑点集中在毒品和性行为，尤其是兴奋剂和杂乱性交。如果是那样的话，艾滋病便只是一个会对个人造成危害的并不十分严重的问题，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同性恋圈子中通过〃改变行为〃的简单做法来加以解决。对它不必惊慌，也不必担心致命的病原体会在广大的人群中蔓延开来。然而，大多数公众并没有放下心来。S·C·康比（SCbie）指出，美国人喜欢夸大受到传染的危险，似乎一切传染病都像肺结核那样容易传播。既然把艾滋病与其他传染病譬如梅毒和流感归入一类，那么，其中有些疾病传播起来是否比另一些疾病容易便不重要，因为〃传染〃就意味迅速传播和蔓延。此外，大众媒介在涉及健康和疾病问题时，早就有进行耸人听闻报道的传统，习惯用最可怕的言辞来描述每一种新发现的疾病。关于艾滋病的通常报道自然也是旧习不改，一方面强调异性性行为也是危险的，想当然地错误解释一些新的科学假设，令人谈虎色变；另一方面又极不负责地告诉公众，马上就会有能够创造奇迹的治疗方法问世。
结果，艾滋病在公众中造成一阵恐慌。政府的科学家当然责无旁贷地应当尽快拿出办法来平息这种恐慌。按照登尼斯·阿尔特曼（Dennis Altman）的说法，〃迄今为止，医学都未能就艾滋病找到一种治疗方法或者一种预防手段，美国人对此可能特别气愤。他们一直相信，只要肯花钱，什么事情都办得到，因此他们要追究这种流行病拖延至今的责任，怀疑政府是否真的想遏制艾滋病。〃
美国的医学部门当然没有闲着。到1983年，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那些人便已经找出了人类免疫缺损病毒传播的所有途径，他们的法国同行也于1984年2月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病毒。接着，从1984年到1987年，政府支持的科学终于就艾滋病取得了一致看法。我把这种一致的看法称为〃正统范型〃，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知识和信念：1。病原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它破坏人体的T4细胞，从而损害免疫系统，让受侵害的个体容易感染上其他疾病。
2。流行病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通过体液交换传播，主要是血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差不多导致所有感染的这些主要传播机制都与性活动（不限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共用针头静脉注射毒品、输血和分娩（婴儿生产时的母子接触）有关。3。预防：因为对于艾滋病尚无法治疗，因为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传播同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控制这种流行病需要通过教育和规范行为来防止已经受到病毒感染的体液的交换。提倡〃安全性交〃，尤其鼓励使用避孕套，注射针头必须消毒清洁。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医生和科学家仍然让公众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既不能治愈艾滋病，也无法加以控制。相反，在80年代中期，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感染率每12个月便要增加一倍。政府的预防策略是引导公众有一种居间的态度：既不掉以轻心，也不要过分紧张；非常关注艾滋病，却不要恐慌。对于许多人来说，向他们传出这样的信息真是过分微妙了。一些人仍麻木不仁，另一些人则因害怕被传染在传媒的夸大报道影响下惊惶失措。还有一些人恐慌和麻木兼而有之：害怕通过偶然的接触患上艾滋病，然而又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譬如说使用避孕套。再一种复杂态度是怀有敌意的猜忌，主要出现在那些了解艾滋病的活动分子当中。他们怀疑负责消除这种流行病的政府中的科学家道德败坏。在兰迪·席尔茨的那本题目为《下面听乐队演奏》（And the Band Played On）的书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描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 of Health）工作的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和他的同事们，作者把他们写成只关心地位和奖金，却不顾艾滋病患者的死活。总而言之，失败、猜忌和怨恨，三者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共同情绪，即认为政府的科学家未能负起保护美国人免遭艾滋病危害的责任。于是，冒出种种关于艾滋病和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替代理论，形成一种颇为兴盛的亚文化现象，便毫不足怪。全体国民在艾滋病问题上对政府愈失望，作为替代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理论似乎便愈有吸引力。那些替代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对于艾滋病的理论性治疗方法和理论性解释。那些疗法中，有化合物Q，是一种从黄瓜根茎提取的中药成分；有DNCB（二硝氯苯），一种敷于皮肤的消肿瘤药剂；有硫酸盐合成血浆；以及有Kemron，一种阿尔法干扰素。这些疗法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有一种包括小道流言、不负责任的简讯、走私网和消费者俱乐部在内的亚文化在为之推波助澜的缘故。在理论性的解释中，以彼得·朱斯伯格（Peter Duesberg）和汤姆·柯蒂斯（Tom Curtis）分别提出的两种解释最为著名。前者认为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良性病毒，因而同艾滋病的症状无关。各种症状有独自的原因，大多数症状都是由放荡的〃同性恋生活方式〃本身造成的。柯蒂斯的理论则认为，有一种在猴子肾脏内培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被侵染了一种人猿免疫缺损病毒，当那种疫苗在中非洲种植于人体以后，人猿免疫缺损病毒发生了变异，变成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解释是林顿·拉罗契（Lyndon LaRouche）和他的一伙人提出来的。那种理论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理论的提出者特别重视树立自己的科学形象，甚至向公认的科学权威提出挑战；二是他们于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鼓动一次全州范围的公民投票，迫使公众就他们的理论作出决定。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拉罗契理论
林顿·拉罗契是一位性格怪癖、具有一帮狂热追随者的政治领导人。他在50和60年代是一位商人兼经济学家，同时参加了托洛茨基隐蔽组织的政治派别活动。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出现的极左政治高潮中，他为自己找到了恰当的位置，成为反战运动及相关团体中的一名空谈理论家。他的追随者们推崇他为自己的领导人，是因为他们坚信：〃勿庸争辩，历史记录早已证明，小林顿·H·拉罗契在经济学历史上是最准确的经济预言家。〃
尽管如此，拉罗契对左派的影响并未给人太深的印象。在70年代，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左翼极端主义一下子跳到右翼极端主义。在立场转变以后，他仍保留有许多原来的追随者，甚至还扩大了他的由出版物、组织机构和政治干部组成的网络。从1976年开始，他作为民主党的一名极右党员又屡次在总统初选中角逐，觊觎总统职位尽管未引起人注意，少有成效。
拉罗契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种摩尼教式的要横扫一切的谋反臆说。按照他的说法，柏拉图、达·芬奇、莫扎特、拉罗契和其他不多一些伟大人物的遗产一直在受到一大批罪恶势力的威胁。他诋骂的罪恶势力，有伦敦金融中心、瑞士保险卡特尔、威尼斯分保卡特尔、西方集团、社会主义国际、苏联政府、美国政府、反诽谤联盟、耶稣会和英国王室，再加上普通的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性恋者和毒品贩运者，更不用说亚里斯多德、西奥尔·罗斯福、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罗伊·科恩（RoyCohn）了。
拉罗契观察历史和文化，也盯住了好几项科学课题。例如他认为，优秀科学，如黎曼物理学、光学二重物理学和〃有丝分裂所确定的细胞重建过程〃，受到了凶残的对立理论的扼杀。有一种〃专横的由公理演绎出来的统计生物学〃就属于后者。拉罗契坚持他的那些理论，维护的是19世纪黎曼的论述，遵循的是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maeus），源自他对在锥体上刻画螺旋线的偏爱。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缘故，拉罗契断定亚里斯多德和伽利略是〃骗子〃，多数普遍接受的科学知识都是〃荒谬的〃。林顿·拉罗契时不时会出来支持他关注的一些科学事务，如国内核能、核聚变研究、罗拉德·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卫计划以及飞向火星的空间探测器。拉罗契一伙关注什么问题，有一个可以预先估计到的行为模式，不管政治、经济还是科学都如法炮制。拉罗契从事派别活动的准则如下：1。选择众目睽睽而且容易触动感情的那些事情。2。拉罗契及其一伙研究起有关问题来十分上心，因此他们能够熟练地玩弄术语、理论、出处，等等。3。对于有关问题，拉罗契总是提出一种简单化的解决方案。用一种权威语气，对他的观点不能怀疑，也不容评说。4。他的解决方案要求实行一套集中管理经济或国防的应急计划，将耗费数十亿计的大量美元。5。拉罗契及其追随者总是坚称有一个由残暴势力组成的阴谋集团在阻止实施他的解决方案。谁不同意他，他们就进行人身攻击，说别人撒谎，动机不纯。6。关于拉罗契个人的身份地位，只说他擅长一些深奥而神秘的学问，有特权接触一流的专家。至于那些专家是谁，只含糊提及，决不指明。上述最后一项涉及拉罗契作为一名神奇领袖的地位，十分重要。他的追随者在1983年出版的他的传记，说〃他自己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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