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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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个性之间的冲突来解释为什么这一类人会相信冷聚变，而那一类人会反对它。第一种冲突发生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之间。据说，物理学家与化学家历来关系紧张。物理学家习惯于自以为是，讲求理论的高雅，不大瞧得起化学家；而化学家，相比而言，比较谦虚和讲求实际。按照F·戴维·皮特（FDavid Peat）的说法，物理学所处的智力文化具有控制严格的环境，控制严格的实验系统，以及相对说来清晰的初始原理。而化学，则〃更为接近日常生活〃，描述的是〃自然的未来面貌，连同它的种种特异性的种种复杂性〃。如果接受这种说法，那么，冷聚变问题便加剧了目空一切的物理学家和心存怨恨的化学家之间的敌意。例如，《新闻周刊》就曾写道，〃这场争端看起来就像墨守陈规的物理学家和具有革新精神的化学家之间的窝里斗。〃有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采用这样一种冲突模型，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关于冷聚变存在着对立的专业意见的原因。同时，也确实有一些支持这种简单的社会学理论的证据。在1989年3月美国化学学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召开的那次会议（后来常称那次会议为〃冷聚变大会〃）上，学会的主席在讲过物理学家在受控核聚变上很不成功的工作以后，以得意的口吻说道：〃现在的情况是，该化学家来收拾残局了。〃那次冷聚变大会有7000人出席，〃许许多多的化学家在听到从那种新过程得到了给人印象深刻的能量增益以后都非常欢欣鼓舞，他们尤其高兴的是，一个初级的化学实验有可能在物理学家碰壁的地方取得成功。〃
过了两年以后，得克萨斯A&M的化学家约翰·博克里斯（John Bockris）还认为，物理学家反对庞斯弗莱西曼的惟一原因，是〃化学家摧毁了聚变的现有理论基础〃。不过，也有一件事情是这种社会学理论特别无法解释的。据皮特介绍，在1989年5月美国物理学会召开的会议上，理论物理学家倒是襟怀坦荡，对冷聚变抱有很大的热情，反而是实验物理学家怀疑它。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当然是把实质与〃物理学家对化学家〃相同的〃理论对实验〃的矛盾当成一类人怀疑而另一类人相信的理由的那种理论，讲不通的。
第二种说法，是把相信或者怀疑同名牌机构对普通州立大学、尤其是地方学校的矛盾联系起来。莫里森特别指出：〃如果你观察主要实验室和……《纽约时报》影响较大的区域（美国东部一流大学所在的地方）的态度……那里是一片'不，不，不'的声音；再看美国的其余地方，尤其是南部地区，则全是'是，是，是'。〃莫里森和另外一些人，认为在欧洲也有类似情况：北欧和西欧的实验室，倾向于怀疑派；而南欧和东欧的实验室，则多半属相信派。当电化学学会的许多成员在1989年5月的会议上对冷聚变也表示出怀疑倾向时，犹他大学的校长竟然抱怨说：〃真难以置信，他们并不属于那三四个主要研究中心呀！〃
把人们的立场按所在的机构来划分，说得最严重的是犹他大学的弗里兹·韦尔（Fritz Will）和得克萨斯A&M的约翰·博克里斯。他们指责说，〃来自周围的压力〃迫使一些大学和联邦政府的一些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不敢去了解冷聚变的真相，甚至不敢发表他们的肯定结果。尤金·马洛夫（Eugene Mallove）本来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新闻办公室里的人，在1991年，他响应韦尔和博克里斯的指责，承认该校的冷聚变研究受到了刁难，而且说，当他打算揭露这种刁难时，学校也开始刁难他。据说，马洛夫此后不久就辞职不干了。
对于上面这些把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和指责，我们该怎样评价呢？即使有一些例外，确实存在着基本的相关性。物理学家通常会持怀疑态度，而化学家多半会相信，至少起初是这样。最强的怀疑声音常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这样一些名牌大学，而捍卫冷聚变的人，大多是在名气不怎么大的学校工作的那些人，例如犹他大学和得克萨斯A&M大学。一种社会学理论可以反映现象，但却可能毫不切题。如果讨论的问题只涉及对冷聚变是真还是假的看法，那么社会学就物理学家对化学家冲突作出的评论确实说得不错。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怎么会把科学之外的意义强加在科学的大众符号之上，从而反使科学要服从于这样的意义。具体说来，我要问的是，在那场冷聚变争端中，科学的某些图像怎么会取代了对科学的希望。
必须记住，斯坦利·庞斯和马丁·弗莱西曼的冷聚变思想既清晰，又简单，无论所宣称的成果还是取得这种成果所采用的实验方法，都是如此。当庞斯弗菜西曼假说摆在了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面前时，这两类科学家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然而，电化学家多少有一些核物理学知识，而核物理学家也多少有一些电化学知识，他们都应该有能力去做同样的实验，而且对实验结果作出相近的解释。不需要太多时间，如果冷聚变是假的，化学家就会克服自己的主观倾向，否定那种假说；另一方面，如果冷聚变是真的，物理学家即使不喜欢他们的姐妹学科化学，也会同样再现冷聚变过程。对于庞斯和弗莱西曼提出的那种假说，最后结果肯定如此。所以我才会说，关于物理学家对化学家和名牌机构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说明反映了真实情况，而且也十分有意思，但是并未切中这个具体问题的要害。它充其量只是对争端发生初期的科学社会条件进行了描述，却不可能决定人们在继续考察冷聚变以后采取何种立场。
那么，这些有趣的社会学解释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很明显，它使得争论的问题有了人情味。这些解释把很有意思的人的个性特征同〃赞成〃和〃反对〃那两种智力活动立场联系了起来，从而使科学得以引起千百万普通人的兴趣，这些人本来对枯燥乏味的科学是不关心的。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关于冷聚变的通俗社会学把冷聚变描绘成一个精神战场，这就再次证实了希望和简单性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小科学击败了大科学，机巧胜过蛮力〃。但是，这种社会学同人们判断冷聚变假说是否真有科学价值却绝少关系，所以它是一种插科打诨式的噱头。它把人们对科学判断过程的注意力岔引到轻松有趣的事情上去。寄希望于未来的亚文化对冷聚变的狂热已经冷却下去，但并未熄灭。相反，由于坚信今日投资将来必有丰厚收益，还有人信心不减。〃人数虽少、劲头十足的一部分信念不变的人，〃弗兰克·克洛斯（FrankClose）写道，〃仍然在不停地向一些主要金融杂志游说。〃拥有好几家公共设施公司的一个集团开办的电力研究所，花费500多万美元，用于支持设在加利福尼亚州门罗公园的一个实验室开展冷聚变研究。丰田公司和日本通产省也在支持正在进行的冷聚变研究。丰田的一家叫做〃新技术〃（Technova）的子公司把马丁·弗莱西曼和斯坦利·庞斯召至麾下，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位于法国南部的实验室，让他们从事自己1989年假说及其他项目的研究。
在盐湖城，〃一家专门致力于开发冷聚变技术的公司〃，名叫ENECO的，以不低于100，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属于犹他大学的冷聚变专利的使用权。只需花560，000美元，人们便可以从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家子公司高等电影技术有限公司那里购买到一整套化学设备，其中包括有进行冷聚变实验所需的一切，还可以测量实验结果。弗兰克·克洛斯、约翰·休曾格和格里·陶伯斯（Gary Taubes）等人出版的几本书激烈抨击冷聚变，损害了它的声誉。但是，尤金·马洛夫也出版了一本书为之呐喊，告诉他的读者真理终归在庞斯和弗莱西曼的试管里。还有F·戴维·彼特的那本书，书末有一个附录，信心十足地讴歌冷聚变，同时还表达了他对于解决能源经济问题的一种紧迫感。就在前不久，马洛夫联合一些人还创办过一份杂志来宣传他们的事业，名称就叫《冷聚变》，虽然时间不长。《科学》曾载文对它进行过评论：〃对那份杂志说什么都可以，但它绝无悲观情绪。〃
通常，一位坚信冷聚变的人难有机会直接针对科学问题的主体听众讲话，所以，埃德蒙·斯托姆斯（Edmund Storms）能够在《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上发表文章，全面为冷聚变研究辩护，是件不寻常的事情。不过，这些坚信不疑的人今天仍受到持怀疑态度的人的孤立。斯托姆斯在那篇文章中指责说：〃在今天，想要在某些杂志上发表肯定结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们的编辑，连同气味相投的审稿人，总认为有关效应是假造出来的。这就把弱者逼到了绝境：如果在这些杂志上没有发表过更多的文章已经证明有这种效应，他们就不接受这一类文章。〃
关于冷聚变的国际会议，目前仍然大约每年召开一次，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一大批科学家。不过，作为一个科学群体，这些人有一种独特的亚文化：〃这些冷聚变者把自己视作一群受到围攻的人，所以他们内部几乎没有批评。无论实验还是理论，都浮皮潦草一带而过，唯恐为外来批评提供了炮弹，万一被圈外人听了去招来麻烦。有了这样一种氛围，希奇古怪的人趁机胡闹，搞得那些相信那里正在讨论严肃科学的人也无可奈何。〃
冷聚变会不会在以后某一天被大多数科学家当作好科学接受呢？我不敢说。不是科学家的普通人能不能在以后把属于文化范畴的希望与属于科学难题的冷聚变区别开来呢？也很可能不会。
我所以如此悲观，有三点理由。首先，冷聚变在1989年春季曾经被人们那样地大肆张扬，现在想来都叫人难以置信，除非这短短的词组具有更丰富得多的内涵：一种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我们能源危机的了不起的新技术。〃冷聚变〃现在已经成为〃希望〃的同义词，怎能指望人们会抛弃它的深层含义而只让它代表狭义的事物呢？第二，用平常的图像和通过文化加工来把原子核科学的思想转换成一个非科学家也能够理解的概念，要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冷聚变简单装置的可视图像，科学新闻的倾向性，以及肤浅地为信奉和怀疑两种对立的观点加上人性因素的社会学，所有这一切，无非好像是缩短了非科学家与科学的距离而已，却对于加深科学认识毫无裨益。
当然，这些都属于文化手段，全都可以加以改变。人们可以把冷聚变的可视表象弄得更复杂一些，譬如像鲁伯·哥德伯格（Rube Goldberg）的装置那样，根据物理和化学理论添加三四十件小零碎。人们也可以改变新闻报道的倾向性，让怀疑者有机会发表怀疑意见，让信仰者仿效政治家去回答带有敌意的提问。人们还可以重建关于冷聚变的通俗社会学，依照斯蒂芬·杰依·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或者卡尔·萨根（CarlSagan）的说法大肆抬高怀疑派的声誉，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魔鬼除了约翰·博克里斯和尤金·马洛夫，当然就要数马丁·弗莱西曼和斯坦利·庞斯了。所有这些都可以做到，但对于非科学家认识科学不会有多大帮助。这样做，只会在赶走了围绕着冷聚变的幽灵之后，又在那里放上一个英雄故事，即若干英雄人物揭露一种虚假希望的故事。然而那样一来，不过是掉换了一个简单化的故事而已。
第三，坚信冷聚变和反对冷聚变的这两种亚文化现在已经是势不两立，一个人在他的个人偏见和文化意义已经根深蒂固之时，就会听不进对立的意见。坚信冷聚变的亚文化比起掌握着大部分主流科学的怀疑派来，固然要谦虚得多，但是他们仍然拥有大量文化资源，足以让需要希望的那些人产生出希望。科学名气，一份豪华的杂志，每年一次的国际会议，受围攻的心理，以及支撑这种心理的关于存在着一个阴谋集团的说法，不断出现的杂七杂八的残缺证据，来自金融界的一份签约，所有这些都是对坚信派的有利因素，可以使他们不论科学家还是非科学家确信希望的真实性，尽管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美国物理学会的声音一再说它是假的。
第八章 无政府主义的混乱
如果说代表科学的符号具有多义性的话，那么，比起其他符号来，〃进化〃就是携带有更多不同意义的一个符号。对于自由主义者，进化意味着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一个好意思；然而对于保守主义者，它表示变化是超道德范围的事，是一个坏意思。卡尔·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相信达尔文主义就是关于自然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和其他富豪，则认为它证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可以把进化当作变化的同义词放心地使用，例如宇宙进化（演化）、生物进化、文化进化（演变）和精神进化（发展）等。虽然这些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变化，却都被说成是进化。在这里，进化指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任何一种变化，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有意的还是无意识的，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什么都行。然而，进化符号的这种多义性很容易被人忘记。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研究进化是如何具体进行的，从而产生出关于自然选择、遗传或化石的精确知识。他们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时，一般不会使用从已知事实外推的那些哲学方法。在这些科学家心目中，进化并不是一个代表任何道德或现存事物或者抽象概念的符号，而仅仅是一大堆关于生命历史的相互紧密联系的知识。所以，对进化了解得最多的这些人，恰恰容易忽略它的符号功能和它的多义性可能带来的危险。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进化具有的多重意义。最重要的一种，是进化的某种反进化论意义，即进化论被看作是美国社会中道德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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