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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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理论的可靠性
但是，所有这些科学思维来自何处？这是那种增强理论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果来源没有指明，那么科学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Geist（游魂），到处都有，却无来处。可是，倘若科学真的已注入美国的民主文化，而且加强了它，那么，科学思维就必定存在于平民之中。在那种情况下，这个民主社会中的成年人就肯定掌握有一些科学知识，而且会凭借这些知识而形成按说能够加强民主的那些科学判断。进一步说，他们如果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而有能力就政府和生活质量等问题科学地进行思考，那么他们多半也就有能力把那些知识用来判断科学改革问题，虽然不一定是专家，却至少有资格参予有关的民主决策过程。〃虽然大概只有少数人能够提出科学政策，但是我们全都有能力判断它。〃这本来是佩里克尔斯（Pericles）的话，被卡尔·玻普尔引用来说明科学在民主文化中的位置。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增强理论便毫无现实基础。乔恩·米勒（Jon Miller）在进行过一系列民意测验后指出，在关于核电力、苦杏仁素、DNA重组和饮水中加氟那些问题的公民投票和争议中，〃绝大多数的投票人都没有足够的知识作出………判断〃。米勒的调查数据还表明，在美国的成年人口中，掌握有初步科学知识的人不到10％。这当然是〃非常低〃的比例，反映了〃对科学问题的普遍无知〃。很多美国成年人〃没有足够的知识理解有关科学研究的基本讨论〃，也〃无法区分科学与伪科学〃。
科学新闻报道往往会加剧这种无知。多萝西·内尔金（Dorothy Nelkin）发现，科学新闻报道通常爱用浅薄的比喻来代替实质内容，采用戏剧性的夸张手法来编造科学故事。虽然科学新闻报道极大地增加了非科学家能够接受到的科学信息量，但是，内尔金指出，这绝没有增加科学理解的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渲染的是魔术、神秘、希望和恐惧。约翰·本哈姆的报告同样也指出，新闻报道的历史，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把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搞得平庸无聊和支离破碎。阿伦·马宙尔（Allan Mazur）研究过好几件科学争端，得到的结论出人意料：媒介关注得越多，民众对有关问题的科学或技术反而越抱敌意。这大概是因为新闻媒介不自觉地点燃了对技术灾难的恐惧。上述这些发现当然不是无关紧要。如果几乎没有人能够科学地进行思考，那么，科学思维恐怕就不能加强民主文化。正如迈克尔·肖特兰（Michael Shortland）所指出的，〃如果一般大众要在有关科学的决策中取得发言权，那么，他们最好先对科学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会有助于他们去决定自己的未来。〃他的话说得不错，不过，考虑到科学普及的现实情况，明智的科学政策恐怕还是无法依靠民主决策过程作出。
科学教育，它本来是科学普及的必要前提，传来的也是坏消息。曾经进行过某种形式的统一测试，目的是把同年龄的美国孩子与外国孩子作一番比较，结果有两个发现：（1）美国孩子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能力明显不如许多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孩子；（2）美国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在他们整个求学期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孩子）越来越差。根据198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美国14岁的孩子，按照科学成绩排名，在17个国家中排在第14位。1989年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在数学方面，美国13岁的孩子，在20个国家中表现〃最糟糕〃。在有一次把中国和美国的一年级学生进行比较时，前者求解数学题较快，而且用的方法也比较巧妙。在把四个国家或地区拿来比较时，美国四个年级学生的数学得分比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同年级孩子都要低。一般说来，在这些多国比较测试中，美国孩子〃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当在同一时间对好几个年级进行测试时，美国孩子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相对成绩，随着年级上升变得越来越差。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大多数美国人不打算进大学学习科学，也不打算做技术工作。只有7％的美国17岁青年，〃作好较充分的准备学习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他们当中超过半数的人〃科学知识甚少，以致无法保住需要技术技能的工作……或者作为一名公民作出清醒的决定〃。总之，我们〃该重新检讨一下怎样去体现和学习科学了〃。与美国不同，在日本、德国、中国以及苏联，科学教育都明显地比较成功。那些国家在制定计划和政策时，都对科学教育有所倾斜，而且定有较高的标准。可是在美国，〃绝无类似的保障〃，事实上，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总是〃各自为政〃。关于美国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曾有过一些定期的调查，也反映了美国科学教育的阴暗面。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罗达·梅特劳克斯（Rhoda Metraux）在1957年曾提出过一份报告。报告表明，中学生对科学一般说来尚持有肯定看法，但是，〃当问及……是否打算选择科学作为职业时……压倒多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科学单调乏味，科学家尽管神圣，但都是些木头人。女孩子们担心男科学家成不了好丈夫。4年以后，戴维·比尔兹利（David Beardslee）和唐纳德·奥多德（Donald O'Dowd）在大学生中也发现了大致一样的态度。大学生们认为科学家不合群，性格内向，几乎没有朋友。在他们的想像中，科学家〃家庭生活不幸福，妻子不漂亮〃。在1975年，迈克尔·夏利斯（Michael Shallis）和菲利普·希尔斯（Philip Hills）描述过年轻人对科学家的较为多样化的看法，大致有友好、中性和敌视三种态度。但是，即使是中性态度，也认为科学家不爱说话，与人疏远，不善于向公众解释他们的工作。科学加强文化这种理论是很吸引人的。确实，民主是决策的一种好方式，科学也真的是认识自然的一种好方式，两者都是从同一块布上裁下的好货，那么，其中一种当然会加强另一种。如果公民对科学了解得足够多，能够或多或少像科学家那样思维，那么，就不会有人用科学的符号来顶替其实质，冒充科学而不被揭穿。
然而，支持这种理论的根据并不充足。在当前这个社会中，公众的科学知识是那样地缺乏、肤浅和支离破碎，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在涉及政府和生活质量的问题时会科学地进行思考，更不用说能够以那种思考来指导他们的行为了。科学扫盲、科学教育和科学新闻的状况如此糟糕，这都表明科学思维在广大人口中缺乏民主基础。蒂莫西·弗里斯（Timothy Ferris）问道：〃在这样一个美国社会里，五个中学毕业生中只有一个人选修过物理课，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听说过宇宙正在膨胀，竟有21％的人以为是'太阳围绕地球运动'，还有近半数的公众相信'上帝在上溯不到一万年的某一时刻造出了本来比今天要漂亮的人来'，那种断言科学已经渗透进我们社会的说法，难道真的站得住脚吗？〃
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见识的选民这一民主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如果科学权威被用来帮助解决问题，而选民的科学知识却又缺乏到不足以理解那种权威，那么，那个基本前提肯定是不成立的。增强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可以把我们政府和我们生活质量的那些好的方面归功于民众像科学家那样思考，那显然是不可信的。民主主义科学
然而，关于科学，民众总会要思考，尽管他们不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假定民众要参与关于科学的决策，这当然与精神自主理论相抵触；假定科学教育、科学扫盲和科学新闻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它们都在否定科学加强民主的理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来描述科学在美国民主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呢？
爱德华·拉森（Edward Larson）描述过他所说的〃大众科学〃，对于科学的非科学家的理解和科学家的理解在那里会合，因而那里是两者的共同领域。他所指的，就是必然要受到公众舆论影响的公众所支持的科学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的活动。拉森强调指出，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科学家的意见，影响也是有限的。那是因为，施加影响的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观点，例如立法机关、法官和学校董事会，他们在就科学和科学教育问题作出决定时，往往使用的是非科学的判断标准。拉森在他的书中说，一件科学事务，倘若公众的意见不一致，那是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事实上，科学政策问题同科学教育问题一样，也属于民主程序问题，因为非科学家肯定要过问这些问题。我把拉森的看法稍加扩展，提出〃民主主义科学〃的概念。那是指包括了各种文化条件（包括非科学家的价值、意义、符号、判断和意见）在内的一个铸模，在这个铸模里，科学的风格和内容都是由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民主过程加以定型的，而这些过程有立法、诉讼、协商和妥协等。主题内容是科学，但构架却是美国的民主文化。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主义科学已经考虑到如下这些情况：学校董事会关于科学教育内容的决定；有关饮水加氟和其他科学政策的公民投票；一些敦促政府作出决定的运动，例如要求尽快批准某一种药品［如二甲化砜（DMSO）、苦杏仁素（Laetrile）］的使用，要求为某项研究和发展计划（如冷聚变）提供财政支持；在立法机关和法院讨论垃圾处置、电磁场和其他现代技术时搜集和展示科学家的证言。
由此可见，如果通过这种民主主义科学的办事程序来作出关于科学的决定和在这样一种民主文化中培养关于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那么，让民众了解科学，就不单单只是由科学家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和成年人而已。这时侯，各种观点，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和科学研究精神，都会参与进来，彼此竞争，抢着得到公众的注意和信任。（有用知识哲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常会竞争获胜。）抱有科学研究精神的科学家有权提倡他们的那种科学，但是他们的努力，由于他们坚持的增强理论和自主精神理论受到怀疑，总是处处受阻。这样来讨论民主主义科学又引出另外一些问题：存在的这些困难是美国民主文化独有的吗？或者说，它们是所有民主文化都会遇到的共同困难吗？其他民主文化有什么让科学适应人民生活的别的方法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的人类学问题。有一批政治科学家，他们不等人类学家去探讨，早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而且找到了一些存在争议的答案。在丹麦，有一系列〃协商会议〃，由人数不多的一批不是科学家的人聚在一起，一连好几个月仔细地研究当前的某一个科学问题，然后提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接着，政府的〃技术委员会〃给该课题取一个名字，从全国挑选出一些代表人物组成一个小组，人数有时多，有时少，但其中没有与该课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小组里的人只能从技术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份介绍背景的文件及其他一些有关材料，他们需要自己搜集有关信息，其中也包括专家的证言。最后的成果，是形成一份反映非科学家关于所研究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这样形成的意见，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只反映非科学家关于当前某个科学问题经过协商后取得的一致立场。不过，对于制定政策的人和那些与之有着利害关系的群体，那样的立场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荷兰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包括有50个〃科学信息站〃的信息网络。通过设在全国各地的那些信息站，大学里的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意见提供给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那些组织也带着污染或者工人安全一类他们关心的问题主动找到信息站请求帮助。当那些信息站把关于某个问题的有用知识提供给他们时，有关的科学家也就知道了公众需要什么和在关注什么，同时也使那些非营利组织相信科学的确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瑞典创造了一种在工作场所推动技术改造的〃斯堪的纳维亚方法〃。当提出一项技术改造任务时，由于与每个人都有关，所有的人，包括工人在内，都积极参加到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来，包括项目开始的设计阶段。有些参加者会有较多的技术专长，但是，即使技术差一些的人，也不会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相反，一项技术改造如果考虑到了技术水平不同的所有人，效果会更好。实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的结果还表明，技术水平原来不太高的人，在必要时都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水平。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借用一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了那种方法如何地与众不同。例如，一家公司有一项业务需要使用功能更强的计算机软件，一种用于绘图的软件。该公司可能会购买一种美国制造的软件包，因为它几乎能做一切事情。但是，那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产品，使用那种软件，会使雇员的作用相对说来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说，人必须适应那种软件。然而，如果一开始就让雇员也参加决策过程，整个业务工作便把雇员的技能也考虑在内了，那么购买的软件就必须适合已有的人。结果，有关业务得到了计算机绘出的更好的图表，而雇员们也提高了他们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能力。那项技术改造满足了所有人的需要，同时所有的人也都承担起让那项改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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