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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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涷炟S富，具責任感、能力佳。（相對而言，日本是百分之五十三點五七，美國是百分之五十四點四一。）一九八二年期間，中國的勞動力總計五儯�二千一百五十萬人，其中百分之五十六點三是男性，百分之四十三點七是女性。男性工人大體集中在體力勞動的職業如建築業（其中百分之八十一點一三是男性），或是採礦業、木材工業（其中百分之八十點六四是男性）。雖然女性也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但中國人所謂的「政府部門、黨與群眾組織」的職位，其工作性伲鼇K非強眨�體力勞動，同樣被男性所壟斷，男性總計佔有這類職位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五五，而在這類職業中由女性出任的職位，位階通常是屬於較低層次的。如同在基本農業勞動方面，從事餐飲業、商業、公用事業與街道鄰里服務的男女性別比例大致相等。
　　
　　這次人口眨�查也記錄了所有勞動人口中教育程度偏低的現象，這令許多觀察者感到震驚，特別是那些相信中國人所大力宣傳文盲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絕跡之論眨�的西方人士。僅有百分之零點八七的中國勞動力接受過大專教育，百分之十點五四曾進入高中就讀，百分之二十六上過初中，百分之三十四點三八在受過小學教育之後就輟學，而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二是屬於分類中的「文盲或半文盲」。
　　根據這次人口眨�查所計算出的各種數據令人怵目驚心，另一方面也使各種類型的分析得以進行，中共領導階層似乎無法平靜接受這項事實：自一九四九年「解放」以來，已過了三十三個年頭，全國農民的教育水準依然無法超越小學教育的門檻。更令人難以釋懷的，在所有中國的官潦與黨的幹部之中，仍有百分之二十六點九六未能超過小學教育程度，百分之四十二點七八僅達初中教育程度。其餘只有百分之二十一點八七完成高中教育，百分之五點八五曾接受過大專教育。這樣的數據在游擊作戰的群眾動員時代，以及土地改革之初、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階段可能無關宏旨，然而處於中國野心勃勃意欲達成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新環境中，這樣的數據恐怕只會挫傷中共雄心萬丈的銳氣。

　　一九八○年代的政府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面對許多新的任務：控制十儯�人口，處理價值上兆人民幣的國外合約，全面重建經濟體制，復原被搗毀的學校、大學使學術與科學的研究能符合國際標準。但現今治理中國的政府結構卻雜亂無章，充斥著疊床架屋、相互矛盾的弊端，不足以回應中國所面臨的艱鉅挑戰。更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其政府曾在短時間內遭逢徹頭徹尾的撼動。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兩階段即是最顯明的例證，同時，其他事件的爆發亦暴露出中共領導階層間對若干根本性政治、經濟或思想議睿�，存在著深刻的歧見：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高崗與饒漱石事件的危機，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邉樱�一九六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邉訝幷摚�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之死，一九七六年的整肅鄧小平與逮捕四人幫，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所象徵的政策劇烈轉折。在這些事件之中，尖銳的論辯、下臺、逮捕、死亡的情節，在在凸顯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本身即是凌瘢�於法律之上，不容許有公開或公正的場域來宣洩民瘼，也缺乏有效的機制使權力和平轉移的一黨專政國家。為了理解在制衡機制闕如、各種力量相互衝撞的情形下，任何領導人都難以施行特殊的改革策略或方案，值得我們先看看一九八○年代初的政府輪廓。
　　在中國權力金字塔頂端，是由二十五至三十人所組成的統治集團，而在這輪替更迭的權力集團中，除一人之外，其餘均係男性＊。這一統治集團不能單以形式上的權力位階加以辨識，它的組成分子不必然有相應的官職或頭銜。讀者必須熟悉中國的政治咦鳎�才能瞭解誰在這個權力圈裡頭——這些人大都在位處北京紫禁城之西、警衛森嚴的「中南海」內生活或辦公。（裕�七）
　　這個統治集團之中又可歸迹�出四種類型的領導人。第一類是四到五位黨的「元老」＊＊，他們經驗豐富，威望崇高，即使他們的官職並不相稱，不過他們的意見往往十分受重視。他們與其他資深的黨、軍同志均時有往來、交情深厚，難以抹滅的革命歷史記憶魂牽夢繫，深烙於他們的腦海，基本上，這群人是重大政策的決策關鍵。第二種類型的領導人是指被公認為「最高領導人」的領袖，他們的人茫�關係與歷練幾乎是全面的，他們在黨內極具威望，是故，即使他們的觀點並不總是讓人認可，但卻無法被輕忽。自從一九七八年以降，華國鋒垮台之後，鄧小平無疑是這類型的領導人。儘管鄧小平並洠в忻珴蓶｜般的歷史光環，而且本人還兩度（一九六六與一九七六年）蒙受整肅與遭到公開詆毀。但是鄧小平從早期法國勤工儉學的歷練，中經江西蘇維埃時期、長征，乃至延安時代，這段革命歷程仍然稱得上完美無瑕、光彩耀目。更何況，鄧小平長年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之後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樣的政治閱歷使他能積累龐大的人際關係網絡，永遠都是他的資產。
　　權力核心集團的第三類領導人是一群所謂的「技術官僚」，他們所受過的教育訓練有益於統治集團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決定；其中又以經濟、工程、軍事、宣傳及國內安全等專業領域方面最為重要。這類領導人的身分可能是政治局的常委、國務院的總理或副總理之一、解放軍或其他軍事部門的領導幹部，或者是重要部、委的首長。這些機關也提供了權力核心集團第四類領導人養成的處所：即所謂的「通才型」領導人，廣泛的政治歷練使他們能超越特殊利益的囿限，熟諳長程的政策規劃。到一九八○年代中期為止，最能代表這類型領導人物者要屬趙紫陽、胡耀邦，以及年紀較輕的李鵬——此人曾負責統籌中共的電力政策。
　　這群領導人必須處理的問睿�十分龐雜繁眩�，這意味著他們並無法懀�一己之力，獨立處理這些形形色色的問睿�，在延安時期、內戰期間，或一九五○年代的經濟與技術草創階段，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到了一九八○年代，統治集團必須逐漸依賴由研究機構和個別技術專家所構成之知識網絡，而領導人的個人威望亦時常投射於環繞他身旁的輔佐系統所形成之盤根錯節的結叢上；此外，在國家政策的評估與制定方面，又有四個部門與領導人的互動最為密切：「國家計畫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財政部」。這四個競相吸收優秀、具備科技訓練背景研究生的部委，它們的地位超越其他政府部門，同時領導人也殷切期待他們能跳脫本位主義，制定超越其他部門利益的政策計畫，以及政策可行性的評估。杖缜笆鏊�見，國家計畫委員會於一九七三年起草了一份總值四十三儯�（之後提高至五十一儯�）人民幣的耍麍D，企圖把現代化的技術引進到中國來；這個委員會所主管的業務涵蓋了全部所謂的「第一類產品」（category　1　），例如石油、電力、水泥、鋼材。國家經濟委員會的職掌在於執行國家計畫委員會所制定的政策議案，而為了完善執行國家計畫委員會所提的政策議案，國家經濟委員會必須相應研擬科技與管理技術的改善、原料的分配與輸出，以及能源的配置等政策。
　　
　　＊原裕б唬簩凫稒嗔�內圈或內圈邊緣成員唯一的女性是錢正英，她在一九八二年被任命為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大學時代主修工程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新四軍」供職。嗣後，她在工程部門的官僚體系中迅速竄升。
　　＊＊原裕А。涸谝痪虐恕鹉甏�之初，這類型的領導幹部包括李先念、彭真、陳雲、葉劍英。
　　
　　計畫在為統治集團領導人與其幕僚所接受、上述委員會的核可，以及財政部資金的挹注之後，便層層轉發至位於北京的三十八個常設部會進行討論和執行。在這三十八個部會之中，每一個部門均各有專業職掌、部門人員與財政預算。由於這些部會在位階上與各省等同，所以部會無法將其意志貫徹到各省去。中央各部為了推動國家政策，必須與受到政策影響之各省討價還價，或期望這些受政策影響的省份能參與政策的決定。
　　地方各省各有行政結構與政策優先性，不必然與北京中央的結構與政策優先性契合。而各省的政治是由三位幹部來掌控：黨的第一書記、省長，以及解放軍的將領——軍區司令部的司令員，或該省即屬於其軍區範圍的高階將領。這三位幹部各自負責省之政治生活的不同側面：黨委書記監督意識形態工作、群眾邉印⑥r村政策與人事任命；省長綜理教育與經濟發展；解放軍幹部除指摚к娛氯蝿罩�外，還負責管理與解放軍之軍事需求、戰略計畫息息相關的經濟活動（各類製造廠、礦場、通訊）。
　　解放軍幹部同時還兼管解放軍的文化工作隊與國內安全的業務。（裕О耍�（這種業務劃分係基於行之多年的行政架構；在清朝，其地方行政同樣是由統理該省一般行政業務的巡撫、掌管財政稅收的布政使司，以及出身八旗或綠營的將領三者分工負責。）這三者之間的權力分佈態勢各省不同，端賴黨、政、軍領導人之關係網絡，以及與北京中央官僚體系互動關係的親疏而定。
　　這三位省級的主要領導人各自有其所屬的領導班子，並通過從市到縣、鄉之層層節制的指摚�系統來監督該省的行政咦鳌Ｔ谶@結構的最底層，無論是在工廠、農村生產大隊、醫院、學校或政府機關，每個中國人，不分男女，一律被鑲嵌進他們工作所在地的「單位」之中。單位內黨的領導人，對其所屬之單位成員行使無上的權力，因為黨的領導人對其人事升遷、教育機會、國內外旅行、結婚生子各方面擁有最終的審批權。學生的住房與入學同樣必須向單位領導人登記。於是，每個人都被束俊�在一條指摚ф溨�中，無所遁逃，這條鎖鍊通過寓所、房間、公寓連結到省的行政層級結構，直抵北京中央的領導人。（這同樣是清朝皇帝或國民政府在實施保甲制度時的終極目標，但清朝和國民政府都無法如中共一般達致有效的意識形態鞏固與監察控制。）
　　人口要素、私人利益、長期的人際關係，以及地方上的互動往來，這些都是中央與省領導人之間權力拉鋸的重要因子。有些省的人口較多，例如，四川的領導人到了一九八○年中葉，統治了一儯�人口，河南與山枺�有七千五百萬人，江蘇與廣枺鼊t逾六千萬人；因此，這些省份本身具備了中央政府重視的關鍵條件。其次，某些省份蘊藏豐富的重要原料，而使前述三個中央級的委員會或各部所屬機構進駐到該省省會：「石油工業部」在黑龍江、撸鼘帯⑸綎｜、河南四省設有分支機構管理當地的油井，同時又在南方成立由國家主辦的公司，來經營位於廣枺�與福建沿海甫開發的油田。「煤炭工業部」在山西、江蘇等地均設有下屬部門管理當地的礦場。反之，各省在首都亦派駐有官僚幹部，以利於直接向中央說項。有些北京統治集團的領導人特別偏好來自家鄉的幹部，且預料他們會同樣偏袒自己的家鄉。一位省級官員在一九八○年代初曾說道：
　　
　　洠в幸粋�單位或個人會嚴格遵照規則。相反地，你必須要有「關係」，否則就一無所有。到處都是這樣，但在南方尤其嚴重。「關係」不是指過去在學校的情誼等等。「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　，只要你體貼我，我就體貼你。商品與好處的交換確保交易的進行　。這種情形司空見慣，因為在上層辦事的方式也是這樣，除非他們改變作風，否則洠в腥藭�改變的。（裕Ь牛�
　　
　　我們可以透過一九八○年代初的三則例證，來闡釋這種政治規範具體而微的意義，其中每一個個案均攸關中國的經濟榮枯以及地方上所關切的潛在長期發展。在山西省，鄧小平個人曾對引進外國技術開發當地蘊藏豐富的煤礦場表示濃厚的興趣，但中央政府卻無法就整體煤礦的開採貫徹其意志。在山西省，煤礦是由三個不同的行政部門管轄，每一個部門之下又有許多分支機構，各自擁有官僚幹部、技術專家、監督人員及工人。其中七大煤礦場是由煤炭工業部所屬之派出機關「山西煤炭管理區」（　Shanxi　Coal　Management　District　）營撸欢�百零九個小型礦場另由「山西地方煤炭管理局」（　Shanxi　Local　Coal　Management　Bureau　）負責管理；這些煤礦場依其管理模式的差異又區分為五大類。一類是與市或縣政府共同管理，但把所開採的煤叱錾轿魇」┚惩馐褂谩Ｒ活愂怯傻胤焦芾恚�但大部分開採的煤留歸山西省境內使用。第三類是與其業務相關的官僚部門以及「山西第二輕工業廳」（　Shanxi　Number　Two　Light　Industry　Department）共同管理。第四類是與「省勞改局」共同管理；換言之，這類礦場是由被下放「改造」的囚工來進行開採。第五類是與解放軍共同管理，開採的煤礦均歸軍隊使用。其他還有三千個更小型的礦場是委由地方上的鄉鎮政府經營，礦場所開採到的煤由另一單位，即「山西鄉鎮企業管理局」（　Shanxi　Township　Enterprise　Management　Bureau　）負責管理。
　　貫穿這些部門的是不同層級的中央、省、市政府機關，他們分層監管煤的咻敿胺峙洌�其業務與中國的重工業、電力部門的需求，以及家家戶戶的烹飪與取暖，都有著密切的關係。處在這種制度之中，諸如咚兔旱蔫F路車輛的生產與分配這類瑣事就顯得十分重要。一些小型礦場經常「劫持」鐵路車輛一、二個星期，載咚鼈冏约荷�產的煤到地方或全國市場，然後再把它們歸還給理論上擁有這些車輛所有權的大型礦場。中央無法以一己的意志，對煤的分配或開發新礦區等方面做出決策，雖然鄧小平最後還是成功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