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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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齊河與額爾古迹�河。俄國放棄雅克薩城並將之焚毀，整個黑龍江流域地區盡歸大清所有。兩國的逃兵各自遣回，雙方互市貿易，但是進行貿易的商人必須持有清廷核發的有效文件。
　　藉由武力征戰，臺灣被劃歸為中國的版圖，澳門的葡萄牙人受到未以條約規範的寬大對待，而維持原有的半獨立狀態。不過就俄國的例子而言，中俄雙方是以一種主權對等國家的地位簽訂條約。清廷這種作法雖然背離了傳統中國一貫的對外模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清朝開國以來，朝廷對待俄國的事務並不是交由職司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諸國之夷狄關係的「禮部」負責，而是責成一特別的衙署「理藩院」來處理。理藩院是由皇太極所設立，本來是為了處理與蒙古人進行外交與商業往來時所滋生的問睿�。將涉俄事務委交理藩院，象徵朝廷承認這是特殊個案，對於涉及遠北邊界糾紛，必須以不同於對待枺�南沿海的方式來處理。
　　大清之所以與俄國簽訂條約，主要是考量西部的準噶爾部落：清廷深怕俄國人會與這些強悍的撸�牧戰士結盟。準噶爾部落篤信達賴喇嘛（準噶爾部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而噶爾丹（Galdan）又為一代雄傑，準噶爾部在今日外蒙古和青海人煙罕見的地區徙牧，可說不受羈束。到了一六七○年代末，噶爾丹依序佔領喀什噶爾、哈密、吐魯番，控制了這些廣為居住的回民城市，以及旅行商隊往來中國與地中海之間的通衢。這些地方的部落與噶爾丹交惡，在被噶爾丹擊敗後枺�逃，壓迫到甘肅。準噶爾部落戰士大舉遷徙令康熙惶惶不安，唯恐俄國與準噶爾部落結盟。
　　然而結盟一事並未成真，康熙在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後，派兵（由康熙的兄弟率軍）攻擊噶爾丹。在長年征戰之後，康熙決定御瘢�親征，痛擊噶爾丹，而康熙之所以敢於冒險，可能是康熙認為成功擊敗俄國乃得力於他本人而不是其將領的謩潯Ｇ遘娂Z食輜重補給得宜，約有八萬大軍，兵分三路西進：康熙御下的部隊橫跨戈壁沙漠，向準噶爾北方的克魯倫河（Kcrulcn　Rivcr）挺進，一六九六年，噶爾丹被逼入死角而在昭莫多（Jao　Modo）一役中戰敗。隔年，噶爾丹殻�，所屬部眾紛紛歸附清廷。
　　成功綏服準噶爾是康熙皇帝親政以來的全盛階段。此時康熙四十二歲，他樂於享受這場戰爭所帶來的興奮與瀕臨危險的刺激快感：戰事結束後，康熙即刻修書給北京朝中的一位寵臣（譯按，敬事房總管顧問行），信中提及朗朗睛空、美味珍穑�、瑰麗奇景，無不令康熙感到愉悅。「今噶爾丹已死，其下人等俱來歸順」；一六九七年春天，這位皇帝在信中敘述，「朕之大事畢矣……蒙天地宗廟護祐成功，朕一生可謂樂矣，可謂致矣，可謂盡矣。朕不日到宮，另為口傳，今筆墨難盡其大概而已。」（裕Я�）
　　但是在對外政策方面，每一次解決總是會帶來新問睿�。該區域的權力政治並不因為噶爾丹的死就獲得解決，而康熙也發現自己在達賴喇嘛遭趾Α⑶彝婆e出不適當的繼任人選時，又身陷準噶爾各部大汗之間眩�雜的鬥爭中。不過這也讓康熙以執行正義的報復為名出兵西藏（猶如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的藉口）；他下旨兵分兩路，一經由青海湖，另一取道四川入西藏。一七二○年秋天，這兩支軍隊在西藏首府拉薩會合，忠於清廷的達賴喇嘛即位。從此以後，中國開始以軍事介入西藏的政治。
　　約在同時，由於臺灣島上生活不定，以及清廷統治失當，一名隨同官員抵達臺灣的奴僕，名叫朱一貴的福建人，與五十名歃血爲盟的弟兄高懸反叛大纛。一方面是時代的動盪不安，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姓「朱」，是明室的國姓，所以朱一貴的叛變能吸引數百名追隨者，並一度佔領縣治，在臺灣自立為王。不過朱一貴的政權只維持了兩個月，最後被水師提督施琅之子率軍擄獲，而在三十八年前率先攻佔臺灣的正是施琅本人。
　　儘管清廷無法徹底解決根本的地方問睿�，但已證明他們有能力迅速、有效地回應邊境萌發的兩次危機。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瘢�崩，西藏、臺灣兩次戰役也標幟出清朝向西南和枺�方延展的極限。就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滿洲人祖宗的龍興之地獲得確保，論勢力之深之廣，史上只有少數朝代能與清朝相提並論。

　　一份混雜的遺產

　　康熙皇帝的威名是建立在他追求統一不遺餘力以及對外政策充滿活力之上。康熙對自己的決斷力頗為自豪，因而時常獨排朝中滿、漢大臣之議；所以當捷報傳來時，康熙便自居功績。不過，在幾件大事上頭，結果也不盡如他所願，而留給後繼者一個治絲益棼的亂局。其中又以三方面為最：環繞在太子胤礽周遭的爭議，與天主教傳教士的關係；以及農村地區的行政管理。
　　康熙親政之初，亟欲避免一六四○年代攝政大臣多爾袞、一六六○年代鱉拜把持朝綱的歷史重演。因此，當康熙的皇后於一六七四年產下胤礽，康熙即冊立他為儲君。因為胤礽的生母難產病殻�，所以胤礽的出生便有了命定的意味，胤礽與其他異母弟弟十分疏遠。
　　胤礽所受的教育是要為天下表率，依循儒家道德眨�律，兼修滿洲人擅長的騎射之術。康熙挑選最博學的大學士任太子傅，詳細查考功課，並重視太子品行操守的涵育和文史的修養。胤礽漸漸參贊政務，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當康熙御瘢�遠征噶爾丹時，胤礽坐鎮北京。康熙甚至一度表明有意退位，好讓皇太子登基統理天下。
　　但是康熙班師回朝之後，開始聽聞有關儲君行止的種種郑麄鳎贺返i素行乖張，暴虐凶殘。康熙巡幸西彊、滿洲、大吆优c長江沿岸的繁華都城時，也令諸皇子隨侍在側，而胤礽的任性妄為常讓旁人難以自處。
　　康熙所面臨的難睿�之一是無法取得有關情勢的正確訊息。朝中文武也因各有所屬而開始明爭暗鬥。七位皇子在年齡、智慧方面足堪與胤礽角逐儲位。置身於這種政治情境下，滿朝文武不論滿漢，少有人願意吐露真言。於是康熙開始建立新的奏摺制度，以穿透蜚言蜚語的層層迷霧。
　　皇帝的消息來自京城與各省官員，官員一般是以奏摺的方式向皇帝遞呈訊息。這種仔細帧畬懙奈臅�由驛丞進呈宮中，由內閣先行抄錄，附上票擬的意見，再轉呈御樱А＿@是比較公開的制度，所以康熙在一六九○年代開始建立「密摺」制度，密摺係由撰寫官員的家奴送至宮中，由皇帝身邊的宦官呈交，由皇帝私下審視、批閱、密封。然後再把這套程序反過來，有皇帝御筆硃批的密摺再轉交由官員的奴僕攜回。
　　這套系統最先是非正式的，康熙要一些派赴各省的親信包衣詳列各地糧價，以便查核官員報告的真實性，發掘未來可能引發颍齺y的潛在因素。十八世紀初，康熙開始擴大這套系統；一七○七年，少數康熙的寵臣上奏密告胤礽的行止，說胤礽如何志得意滿，以皇帝自居，又凌虐臣屬奴僕，還命親信遠赴南方購買童男童女，帶回宮裡供他狎戲。康熙一直耄�忍不發，但是到了一七○八年，已經有太多不利胤礽的證據，康熙不能再有遲疑。康熙一怒廢黜胤礽，拘之於「上駟院」，並命四子胤縝監視胤礽；胤礽的黨羽，以及涉入的朝臣一一遭逮捕、伏誅。
　　之後康熙陷入猶豫躊躇的痛苦循環之中。康熙相信對胤礽的指控並非真有其事，而是受人鎮簦�，於是在一七○九年釋放了胤礽。但是到了一七一二年，又發現不利胤礽的新證據，包括意圖趾�康熙，康熙再度下令逮捕胤礽。終康熙一朝，不再冊立儲君，並嚴懲妄再議立太子的朝臣。廟堂之上流言充斥，康熙諸子各有其黨，大清的未來蒙上一層陰霾。
　　天主教士的問睿�同樣也涉及皇權。康熙自從結束鱉拜的攝政之後，開始任用耶穌會士：康熙令耶穌會士監管「欽天監」，垂詢地圖的繪製與工程建築等事務，並允許他們在北京城內與各省傳教。特別是在一六九二年後的十年間，康熙下旨容許基督教，耶穌會士開始期盼他們在中國的傳教能有轉機。不過康熙堅持耶穌會必須同意，中國人祭祖祀孔是世俗典禮，而非宗教儀式，此故，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仍可繼續祭祖祀孔。因為康熙所持的界定襲自明季知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福В∕atteo　Ricci）　的觀點，所以在華的大多數耶穌會士均無從辯駁。
　　然而不同修會的天主教神甫與傳教士，不管是在枺鼇喕蛄_馬，皆深深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康熙是以無上的權威介入宗教教義，耶穌會士的態度會破壞基督信仰的統整。羅馬教皇克萊門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為了智笱a救，指派一位年輕但深受信任的主教鐸羅（　Maillard　de　Tournon　）前來中國、了解情形。一七○五、一七○六年間，這位羅馬教皇的特使在北京多次覲見康熙，舉行一連串的會議，可想而知，雙方看法南轅北轍。於是鐸羅主教禁止天主教士遵從康熙的諭旨，否則將會遭受逐出教會的懲罰，康熙於是下令驅逐所有不願「具結」脫離羅馬教會、領取准許在華傳教證明之「印票」＊的神甫。雖然大多數耶穌會士均具結並領取印票，不過還是有逾十二位拢�方濟修會（Franciscan）、道明修會（Donlinican）等的傳教士拒絕簽署而被逐出中國。由於雙方均採取強硬的立場，結果中斷了教會在中國的影響勢力，阻礙了西方科技向中國的傳輸。若是雙方的立場軟化，那麼到了十八世紀末，天主教教會接受了伽利略（Oalileo）的科學發現，而傳教士開始把新的天文學帶到中國來，中國人的思想模式與對待自然的態度說不定也會有所改變。
　　在稅制與農村地區行政管理體制等重要方面，終康熙之世並未完成建設性的轉變。他似乎認為，在既存的社會環境下，是不可能普查土地所有權的；在稅制方面，他也遵循晚明舊制，以丁役折換等值的銀兩來迹�稅。稅銀僅有少部分留在地方，用以支付官吏與僕役的薪俸，或是地方上的災難救助和建設經費。所以，地方上的官吏必須另行徵收額外的稅賦來補充財政，不過大部分的稅款都被官吏中飽私囊，作為冰敬、炭敬之用，期使相關權責衙署放鬆監督與考課。
　　結果，康熙雖然在統一政治、廓清邊疆方面立下顯赫功績，不過在農村地區，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依然處在痛苦的深淵中奮力掙扎。各地總有少數匪幫四處打家劫舍，因為缺乏具有武裝力量的民團，所以他們幾乎橫行無阻，來去自如。縣裡的貪官污吏橫徵暴斂，需索無度。有關土地契約的法律訴訟往往纏訟十幾年，孤兒寡母若是遭到族裡男人的欺凌，往往求訴無門，私仇常引發暴力相向，簦С鋈嗣�，但庶務纏身的地方父母官又無暇無人來審查凶案。
　　
　　＊譯裕В河∑眰S由內務府統一發給，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的「千字文」印票，票上寫著：「西洋某國人，年若干，在某會，來中國若干年，永不回復西洋，已經來京朝覲陛見。為此給票。」發票的順序是按《千字文》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排列。票由內務府發給，顯示康熙是將在華的傳教士視為家臣，據此，把天主教會迹�入中國政治是康熙的一貫作法。所以，康熙時代的所謂「中國禮儀之爭」，不僅涉及中西文化思想的差異，同時亦是滿清皇帝皇權與羅馬教廷教權之爭。詳見李天綱著，《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七○至七二。
　　
　　康熙皇帝並未追究江蘇、浙江兩個富庶省份拖欠國庫的稅錢，這或許是康熙思及鄭成功在一六五九年戰役中受到地方上漢人的支持，也可能是因為江蘇與浙江兩省是儒家文化的心臟地帶。為了維持表面和諧，康熙經常寬待處理地方積欠國庫的案例，雖然洠в性馐芴鞛娜说湥�也減徵錢糧。雖然康熙推行「迴避制度」，明定官員不能在家鄉任官（避免他們以權炙剑�，不過康熙對於密奏他親信家族的成員，或是自京城告老還鄉的大臣貪贓徇私，總是置若罔聞。
　　康熙在位的最後十年，似乎由衷相信農村已是一片欣欣向榮，地方官員皆能善用手中的資源適切處理政事。朝廷除了土地稅之外，又獨佔�｝、人參、玉等商品，加上富商的「自動」捐輸，以及對商品轉叩恼n稅，而使國庫充盈，財政不虞匱乏，朝廷也開始鬆怠。康熙相信人口的多寡是衡量繁榮的標準，但是地方官吏唯恐如實呈報，戶部也會如實課稅，所以往往耄�匿虛報，於是斷然在一七一二年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依農業耕地來訂定徵收之差搖的人口數，無論人丁增加多少，朝廷不再增加稅收。此後，地方官員才敢據實呈報真正的人口數，而不必擔心稅賦增加。
　　由於康熙不再對土地佔有情形進行全國普查，因此中國的地稅系統在兩方面被固定下來：各省入籍的地目是以一五八一年萬曆年間所做的普查為根據，而每一單位土地應迹�的租稅是以一七一二年的數據為基準。這讓康熙的後繼者幾乎無法理順財政。縱使北京已經開始掌握人口實數，康熙對國泰民安深感安慰，但財政的根本弊端還是存在。
　　「今朕躬抱病，怔仲健忘」，康熙於一七一七年一份諭旨真情流露告訴文武百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裕�七）康熙寫下這段但絕不快的話語之後，又活了五年，是中國有史以來在位最久的統治者：但是松鶴之壽，帶給康熙的卻是日薄西山的落寞。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康熙崩於北京宮中，儲君之位未定。撫今追昔，實難想像康熙臨終時是如何鬱鬱寡歡，才會置國本問睿�於不顧。
　　
　　裕п�
　　裕б唬菏肪斑w，《中國的皇帝：康熙自畫像》頁三。
　　裕Ф�：彼德森（Willard　Peterson）〈顧炎武的一生，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年〉，見《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