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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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以看出，當世偉大帝國的專制統治者仍仔細注意社會問睿齺K兼顧到手段的經濟公平性，又以至高無上的文化裁定者自居。
　　雍正在社會民生問睿�方面，最突出的作為或許要屬他對所謂「賤民」階層的解放。雍正對賤民的除籍，這項政策適用於若干社會群體，包括陝西、山西的「樂戶」，浙江省境內的所謂「惰民」：徽州府的「伴當」；寧國府的「世僕」：在枺�南沿海危險海域採集牡蠣、珍珠的地方族群，被稱作「蟹民」；在浙、椋�交界以製麻、靛為生的卑微「棚民」：以及紳衿之家的奴僕，這些人曲縮在社會底層，不准入仕，也不准參加科舉考試。雍正改善賤民卑下社會地位的真正目的，或許是為了建立一套
　　
　　＊譯裕В焊鶕�中國律法，絞刑與斬刑各自又分為「立決」與「監候」兩種。前者表示刑罰已確定，必須立即執行。反之，後者表示，該項刑罰暫緩執行；在每年早秋於北京執行的秋審時，再進一步考應對原判的絞監候與斬監候刑，是執行絞刑與斬刑，或者改判其他較輕的刑罰。
　　
　　整全的公共倫理秩序，而非僅是出自內心的悲憫之情。不過雍正在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一年間頒佈的一系列諭旨，令賤民削籍從良。從這個事實也看出雍正終結歧視賤民的一貫與堅定。
　　雍正的諭令一時之間無法取得預期的成果。縱使法律條文有所變更，賤民別無選擇，仍操舊業，或已習於鄙賤而認命。雖然朝廷有旨，一般平民百姓並不熱中接迹�這些賤民。不過從長遠的眼光來看，雍正除豁賤民的作法確實有效果，這些被賤視的群體在清代社會中漸漸能各安其所。
　　雍正在此有機會認清人性執拗的一面，而他所頒佈的諭令未必就能風行草偃，但我們無從知道雍正是否領略到這層道理。雍正對自己本身循循善誘的信心依然不減，也不時訓眨�身旁臣僚，至崩殂方休。雍正的這種〔實邸�性道德主義〕（practical　moralism），顯示儒家的倫理價值觀已內化到滿清統治者的心中。
　　
　　裕п�
　　裕б唬涸�小萍（Madeleine　Zelin）；《知縣的銀兩：＋八世紀清代中國的財政合理化改革》（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頁八○。
　　裕Ф�：這一　小段與本節其餘段落的材料，見白彬菊（BeatriceS　Bartlett），《君王與閣臣：中國清代中葉軍機處的崛起，一七二三至一八二○年》（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Rise　of　the　Great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裕�三：援引（經過修改）自白彬菊，〈硃批：中國清代中葉軍機處奏摺制度與中央政府的決策》（The　Vermilion　Brush：　The　Grand　Council　munications　System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80）頁五七與六一。
　　裕�四：羅梭（Antonio　Sisto　Rosso），《派遺至十八世紀中國的使徒》（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頁四五。
　　裕�五：傳樂淑（Fu　Lo…shu　），《中西關係文獻騙年，一六四四至一八二○年，兩卷》（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2　vol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第一卷，頁一六四。

5　中國社會與乾隆政權


　　社會壓力與人口成長

　　乾隆一朝自一七三六年迄一七九九年，在位時間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長的。乾隆朝與康熙朝差不多樣長，　如果再加上雍正朝，則三位皇帝統治的時間從一六六一至一七九九年。若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與同時期北美的歷史發展相對照，那麼大約是從紐約成為英國殖民地至華盛頓逝世，在英國，則是從查理二世復辟到工業革命時期。從這也可以了解，何以在西方人眼裡，中國歷史總像一派穩定、綿延萬世的景象。
　　但表面上的穩定以及康熙、雍正二帝在鞏固邊疆、集中行政權的非凡成就，不應讓我們忽略掉一個事實：中國仍不是一個徹底整合或同伲�化的國家。中國的幅員廣袤，各地區的經濟變革、家族組織類型、交通咻斝�率、宗教禮俗、商業的發展，以及土地哂煤屯恋厮�有權的模式等等，都因地而異。由是觀之，欲全盤探究中國的歷史，理想上必須以區域特性為基礎，一一涵括所有變項的資料，才能呈現出精確變遷的模式，並分析它們與朝廷治策的因果關係。
　　這項工程儘管令人望而生畏，不過仍有多項研究顯示，這條路是可行的。特別是以經濟整合為單位，而非傳統省、縣行政區的劃分來分析中國，則我們所立足的資料是當時統治者與官僚階層所洠в械模�而我們從這套資料也獲致了不同的觀點。走這條研究途徑的學者將中國區分為九個所謂的「宏觀區域」（macroregion　），而每一個宏觀區域橫跨數個省份，皆有一個「核心」，由主要城市繁榮的經濟活動、高稠的人口密度、具備咚图Z食與商品的細密咻斁W絡而定。每個核心地帶環繞著人口密度相對稀疏、較不發達的「邊陲」地區，而將不同宏觀區域的核心地帶予以區隔；同時，這些邊陲地帶也是非法宗派或盜匪滋生聚嚕А⒍�朝廷力量鞭長莫及的區域。（裕б唬�
　　九大宏觀區域一在枺�北，位於南滿，即滿人入關之前的龍興地帶。兩個位於華北，一在陝西的西安，另一則是北京至魯西這一區域。有三個宏觀區域分佈在長江流域，即以南京為核心的枺�部沿海地區、長江中游的漢口、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第七個宏觀區域位於枺�南沿海的一福建省。第八個是在嶺南地帶，以廣州為核心。最後一個宏觀區域地處中國西南，包攝雲南、貴州兩省。我們不用在此詳細研究這九大宏觀區域，只消概略觀察其中三個，便能析辨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了十八世紀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模式。
　　首先，位於華北的宏觀區域，即北京四周與魯西，綿延至河南與蘇北，這一地區雖為京畿所在，但是城市化程度卻低於其他的宏觀區域：經濟咦鞯哪Ｊ绞且孕〉刂鳛橹鳌｜S河夾帶泥沙淤塞河道，造成氾濫的景象司空見慣，但是洪災賑濟的效率也是京城以外地區難以望其項背的。隨著紡織、織布技術的改進，棉花成為本地區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物，而此地的棉紡織業大多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型工坊為主，能控制環境的濕度，使脆弱的纖維不至於斷裂。菸草的種植也隨著玻璃製造、煤礦業、釀造技術的發展而普及。社會條件的轉變，大吆由蠌氖录Z食咻數墓と伺c船民，土壤的貧瘠，以及土地所有權的分割，這些因素的糾結致使本地區犯罪滋生，區域性動亂時有所聞。
　　反之，長江流域中游的宏觀區域人口密度較低，未開墾的土地較多。這時候正有大量人口從其他的區域移入，於是出現龐大的「客居」人口，他們對這塊土地和昔日的家鄉各有不同程度的認同，而地方上與他們疏離的少數族群則離開自己的土地。長江沿岸繁榮的漢口市，票號、行會林立，是一座商業城市而非行政中心，逐漸成為跨區域的糧食集散地。往南的景德鎮已經發展為工業重鎮，所製的瓷器深受士紳所喜愛，也大量出口至西方。不過，隨著工商業的興盛，農民建堤以防堵洞庭湖的洪撈對耕地造成災害，加上地方士紳主持的大型填土工程，最後導致洪水一發不可收拾，把辛勤工作爭來的土地又吞噬殆盡。
　　在第三個例子——即以福建省為主體，涵蓋浙南與粵枺�的枺�南沿海宏觀區域，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又不相同。此一宏觀區域得臨海之便，商人從與臺灣、枺�南亞國家的貿易活動中獲得龐大的利潤，而發達的貿易往來使廈門港具有某種國際都市的風貌，信用業務與銀行機能高度發展。而茶葉產量豐富，更增加了此一地區的繁榮。不過，由於歷史的淵源與地理的因素，此一宏觀區域民風剽悍，地方色彩濃厚。有勢力的家族控制整個村莊，不同家族之間的敵視對峙時有所聞。巨室之家通常樓高牆厚。這一地帶的佃租普遍較高，在滿佈梯田的山巒間，新移民或內陸貧窮農戶之間總是關係緊張。
　　濃厚的地方口音與方言，使得本地人與外界溝通不易。這一地區進士及第的人數越來越少，以致本地士紳在全國的地位下滑。朝廷將這一區域視為潛在的動亂根源，而在此地駐有重兵，其中包括八旗軍，以及由地方上漢人所組成的所謂「綠營」。
　　每一宏觀區域各有內在的經濟邏輯，因此宏觀區域之間的差異總是有升高為衝突之虞。假若中央集權的政府無法緩和或控制衝突的話，便會分崩離析或爆發內戰。一六三○年代至一六八○年代之間就曾發生類似的事，農民叛亂，明朝遺老、鄭成功的勢力以及三藩都曾在不同的宏觀區域核心建立暫時的據點。因此，政府的要務就是要透過意識形態與行政機制，若有必要還須輔之以軍事力量，而將各個宏觀區域整合在一起。假使各宏觀區域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發達的話，那麼這項整合的工作會比較容易了，而十八世紀未的情形就是如此。經濟關係的緊密強固了政治的紐帶，最後也改變了清代國家與社會的本伲�。
　　另一項造成清代中葉社會與經濟結構更形眩�雜的因素是人口急遽成長。雖然康熙意圖通過一七一二年人丁稅的改革，詳實統計人口，但所取得的數據還是不可靠，也難以與昔日數字比較。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明初，約一三九○年前後的總人口約莫在六千五百萬至八千萬之間。然而到了一七九○年代的乾隆末年，總人口數已經突破三儯�大關。清代中葉過渡階段就人口統計學而言，人口遽增中斷了任何穩定與漸進成長的模式。
　　事實上，就在一六二○年明萬曆皇帝瘢�崩後至康熙敉平三藩之亂（一六八一年）這段期間，中國人口因異族入侵、內戰、盜匪滋擾、天災、灌溉系統失臁�以及疫病爆發而驟減。至於驟減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定。晚明的總人口可能已逾一儯�五千萬：而在一六七○年代，中國的總人口可能未達一儯�人，但確切的數據並不可得。
　　
　　＊這是1773年的人口統計數字。事實上，從1776年至1790年間，山枺�省出現異常的人口下降，可能是這段時期的天然災害與地方叛亂所致。
　　
　　這段天災人禍時期的人口驟減卻造成十八世紀的經濟復甦與人口的成長，因為許多地區都有良田待租與待耕。在康熙一朝，華北曾經遭蹂躪的荒地和歷經兵焚之災的天府之國四川已重新開墾。雍正在位期間，墾荒者陸續進入西南地區，到了乾隆時代，漢人無視於朝廷禁令，大批遷徙至滿洲南部以及長江流域與漢水沖積的丘陵高地。此外，還有移民乘桴渡海抵達臺灣，甚至遠赴馬尼拉或枺�南亞。
　　在乾隆一朝，我們看到各地人口迅速增長。假設康熙晚年的人口回復晚明的一儯�五千萬水準，那麼到了乾隆末年，中國的總人口已經翻了一翻。乾隆時代的人口數據精確得多，於是我們可以檢視特定區域的人口增長，並援引清朝的檔案資料驗證這些統計數據的可靠性。附表中是河北與山枺�，以及中國總人口的統計數字。
　　分析人口成長的變化，可以發現重要的社會與政治意義。雖然在這段期間，過去荒廢的耕地已紛紛重新墾殖，也開發了新的耕地，但是自康熙中葉迄乾隆晚年，人口總數成長為三倍，但是耕地面積卻僅成長為二倍；個人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縮小。加上中國人並不是把家產全數留給長子，而是採取所謂的「平均繼承」制度，將家業平均分配給諸子，所以社會上不容易出現大地主。在華北、北京這塊宏觀區域，每個家庭所擁有的土地面積，根據所取得的十八世紀數據，平均約只有二點五英畝；耕地面積超過二十英畝者十分少見，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農戶本身洠в型恋亍Ｒ虼耍�中國仍然是一個勞力密集、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洠в修r業技術的創新。
　　遷移至長江、漢水流域丘陵高地或滿洲南部森林地帶的家庭依循家鄉的作法，為了農耕而砍盡樹木，未考懀У酱伺e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雖然他們所開發出來的土地面積十分可觀，但是密集農耕的結果便是土壤流失與林地的消失。山腰地帶受到河水沖刷，導致河道淤塞，而下游的耕種區域則有河水氾濫成災之虞。加上農民大都以人的排泄物充當肥料，使得偏僻的山陵地帶已經枯竭的土壤不容易恢復（而鄰近人口稠密城鎮的耕地就有可能），往往只好任其荒蕪。
　　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因生態改變而急遽上升：即自「新世界」輸入各種新品種農作物。例如乾隆中期，中國沿海地區廣泛栽植甘薯，玉蜀黍與愛爾蘭馬鈴薯盛行於南方和西南地區。花生種植在晚明的
　　
　　＊這必數據僅限男嬰。依據滿清八旗制度，道義屯是擁有軍事單位的村莊，故其人口普查的重點在於可能的徵兵人數。不過在其他地區，人口普查的重點同樣是放在男性而非女性的人數上。
　　
　　華南與西南地帶大為盛行，及至乾隆晚年，花生已經成為華北地區的重要作物。這些農作物都有助於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熱量攝取；更因為這些農作物在貧瘠多山或沙伲�的土壤地區也能長得很好，使得一些不適於種植其他作物之邊陲地帶的人口也迅速成長。
　　道義屯位於南滿的瀋陽北方，從留存的檔案文獻，我們對其人口與年齡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也可讓我們了解乾隆晚年農村家庭的生活茫齽印Ｒ驗榈懒x屯資料是每月登錄的，而且嬰兒多集中在二、三月出生，我們可以推斷，女性大都在初夏受孕，亦即在春耕與秋收之間的農閒時期。有三分之一的男嬰未滿周歲即告夭折，半數的男嬰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