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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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大都在初夏受孕，亦即在春耕與秋收之間的農閒時期。有三分之一的男嬰未滿周歲即告夭折，半數的男嬰無法活到二十歲。所以，道義屯男性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大約是三十二歲，僅有百分之四左右可以超過六十五歲。女性的年齡分佈與男性大致相同。道義屯統計數據特殊之處在於讓我們清楚知道女性產下男嬰的年齡。這些統計數字顯示女性在二十歲的後期最有可能懷孕，倒是令人詫異。這說明了由於糧食的短缺，使得女性承受了來自父母與經濟的雙重壓力，所以在女性最容易受孕階段的初期反而無法懷孕生子。
　　從這些數據可以發現人口因素背後的社會與文化效應。因為兒童疾病、營養不良，甚至铮�荒時期的殺嬰行徑——以及官宦之家的三妻四妾，使得道義屯（在其他地區也是如此）的適婚女性少於男性。這對家庭結構所造成的衝擊不言而喻：在道義屯，幾乎每一位逾三十歲的女性，不是已婚就是守寡，而卻有百分之二的男性孓然一身。中國人對家庭的理想化，雙親對子女無微不至的呵護，以及中國人對祖先慎終追遠的美德——這種種難以抹滅的信念，對成千上萬的獨身男性而言卻是永無止歇的心臁�折磨。而女性卻無法終身不婚。這只是對社會不滿的倩緒之一而已，而又因為主流的社會價值觀遏制了這股潛在的怨懟，使它無法宣洩出來。

　　「宜日中」

　　邊患不靖，有耗國力，但乾隆（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九年）無視於此，卻是在盛世的樂觀氛圍中即位。雍正的皇四子弘曆以二十五歲的年齡和平登基，克承大統，他並未遭逢類似令他父親年輕時惴惴不安的黨派之爭。雍正預先將儲君的名字密封藏於匣內，放置在乾清宮中「正大光明」匾額後，所以乾隆繼承王位並無可議之處。乾隆小心翼翼地扮演皇帝的角色，對於自己瘢�馭王朝的能力或是王朝的恢宏盛世，都無一絲懷疑。
　　乾隆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征服西域，並將這片後世稱為「新疆」的地區迹�入中國的版圖，讓領土增加了一倍；也結束了準噶爾部的動亂，以及鞏固了〈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所劃下的中俄邊界。然而這些彪炳功勳卻是費時傷財，而且也牽動了（如同康熙與雍正時代）川西與藏北的軍事活動。
　　對西疆的戰事，乾隆相當信任兆惠。兆惠是旗人，蒙拢龑欀�前未受重用。一七三○年代，兆惠官拜大學士，曾在對川戰事督導糧撸�後來被派往準噶爾部疏論呒Z事務。兆惠勇於任事，作風積極。一七五六至一七五九年間，兆惠先後歷經盟友變節、密使遇害、糧草斷絕以致兵丁互相殘食、被迫在惡劣的地區行軍數百哩等等危難，終於在一七五九年攻克什噶爾與葉爾羌二城。清軍屠戮了準噶爾的殘餘部眾。之後由駐守伊犁的將軍與烏魯木齊的副將統轄治理這塊新的疆土。而蒙古各部與清廷的關係更為密切。當兆惠凱旋回京時，乾隆出午門親迎兆惠，這種殊榮少有人臣得享。
　　與準噶爾、蒙古諸部之間的事務幾乎全委由理藩院的滿人處置，所以西部回疆的行政事務同樣交付滿人與少數經驗豐富的漢軍旗人。這塊地區並未開放給漢族拓墾移民，而是邊防要地。約莫有一萬五千至兩萬名的漢軍、八旗以及十萬名隨扈駐紮在回疆，每年至少耗費朝廷三百萬兩的開銷。此地的回民仍保有自己的宗教領袖，嚴格遵奉飲食戒律；朝廷允許回民蓄留傳統髮式。回民的民政官即所謂的「伯克」（Beg，總督管之意），由朝廷授之以官銜、薪俸。雖然朝廷獨佔開採金、玉等貴重礦產，不過銅、貴重石材、硝石、羊毛披肩以及奴搿�的買賣依舊十分興盛。
　　呋I帷幄這場大戰役的軍機處已經不是雍正年問那個秘密的小衙署了。雖然軍機處一仍雍正時代的舊稱，然而其職掌編制都已大幅擴充，權力和名聲也喧赫一時。此故，自乾隆以降，英文把「軍機處」譯為“Grand　Council”俾以與雍正時代的“Office　of　Military　Finance”（軍需房）區隔，因為軍機處的權柄已凌瘢�於六部之上，甚至超越了「內閣」。乾隆即位後的軍機大臣之中，鄂爾泰、張廷玉是雍正先帝的股肱大臣，兩人維持了政務的持續咦鳎�之後又增加幾位皇帝親自拔擢的官員。終乾隆之世，軍機處的員額一直維持在六至七名。軍機處的咦鬟�靠兩百五十名以上的文職人員，以輪班的方式日夜當差。
　　此時，軍機處已經成為匯集各地要員奏摺的檔案中心。隨著奏摺的抄錄、票擬，並轉發各部討論，奏摺的象徵意義與真正的功能——連繫僚臣與統治者的特殊管道——便開始萎縮了。乾隆在奏摺上的硃砂批諭，往往只有「知道了」、「閱」、「轉呈相關部署」等寥寥數語，比起康熙、雍正在批閱奏摺時，往往流露出愷切、親密或憤怒、關心之意，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這並不代表乾隆疏於政事，他確實是一位英主。乾隆定期主持朝政，批示奏摺，巡視江南與滿洲訪求民瘼，籌周娛聭鹇裕�諭令重大政策。只是乾隆將更多的實際決策權賦予軍機大臣，因而沖淡了康熙、雍正兩朝特有的中央領導權威。這一點從乾隆處理農村稅賦改革的方式上也可看出，而農村稅賦的革新正是雍正施政特色的展現。乾隆於一七四二年下旨參加進士考試的貢生也要就省級財政分成制度論述己見，乾隆也對大臣提出同樣的要求，結果，原有稅賦政策的精神漸漸也就不見了。富有省份將部分稅收移轉到貧窮省份。於是富裕的省份失去了強化地方政府的可能誘因，而貧窮省份則更洠в袛U大稅基或改革經濟體伲�的動力。
　　更有甚者，縣令往往保留地方上的財政剩餘，而不必將之上繳省府的藩庫。結果，過去巧立名目的雜賦、各式各樣的攤派，以及不法的「火耗」等弊端又故態復萌。於是「戶部」又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地方凡有動用支出之前必須經由北京的有司核定。這不僅造成文牘往來繁雜，瑣碎不得要領，而且重大政務根本就寸步難行。從當時河北省呈交戶部的檔案可以窺見，省級官員必須查核瑣碎如支付橋上守衛四十八兩、船員一百零五兩的薪俸，以及給兩名寡婦十二兩的撫恤金。
　　在文化方面，乾隆的作法和雍正差不多。乾隆公開表露孝思，對待自己的親生母親更是行禮如儀。乾隆孝敬皇太后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多次偕同皇太后南巡，極盡鋪張隆重。甚至皇太后春秋已高，無法再下江南時，乾隆還仿江南風格在宮裡建造了多條街道。他也不容先帝雍正受侮蔑，收回雍正寬仁的諭示，下令將一七二八年間宣揚呂留良思想的曾靜俊�於北京枺�市，凌遲處死。乾隆特別為在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中落榜的馳名學者開設特科，使地方的學宮宣揚儒家的價值理念與康熙的拢�諭，也在特定節慶敬老尊賢，表揚貞節烈女。
　　乾隆自然也有創新處。他大量蒐集名家墨寶字畫，盡蒐千年來的佳作。後人常怪罪乾隆的書法工整平庸，卻喜在瑰寶上睿�詩，因而破壞了原作的精妙細膩。乾隆宮中有幾位耶穌會的畫家，義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為箇中翹楚，他畫的皇族肖像維妙維肖，又把狩獵與行伍軍容盡收紙上，揉合了中國書法的筆樱�、西方的透視法與用色，獨樹一格。乾隆也命耶穌會的建築師、設計師在圓明園內建造一座西式的避暑行館；還下旨編撰數部能真正維護、珍視滿洲遺產的重要書冊，其中包括宗譜、歷史、典章儀禮。此外，乾隆為了宣示大清乃護教者，下令在熱河避暑行宮內仿西藏布達拉宮（Potala）建造了一座喇嘛廟。
　　乾隆為了保存中華文化，也下旨窮蒐博採歷代的文學與歷史名著，將之編成巨帙。這部叢書包括經、史、子、集四類而被命名為《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因類取裁，歷經康、雍兩代編修，但《四庫全書》則不同，它是一部完整的「文選」，所輯的著作都全文收錄，並附有博古通今的導論。《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凡三千四百五○冊，存目達六千七百五十種，佚書三萬六千種，歷時十年始告竣工，是中國書誌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編修《四庫全書》兼具文字檢查的功能。朝廷下旨廣蒐私人藏書，凡私藏輕滿書籍者皆遭嚴厲的懲處。若有方志、撸в浀膬热萦械K國防，也是悉數銷毀。蒐羅的行動非常徹底，已知有逾兩千部書籍被列冊銷毀，再也無法覓得。也有參與編修《四庫全書》的碩儒，藉著銷毀意見與自己相左的著述，或者在校勘中強眨�自己的觀點，以宣揚其心儀的思想派別。
　　我們從乾隆所頒佈的諭令與決策，可追索當時一股潛滋暗藏的逆流。乾隆諛詞加身，但自省的功夫卻不夠，他迎合流俗，務虛而不求實，即便是日常的政務也希望臣下加以肯定支持，對於艱困或不受歡迎的抉擇也缺乏能耐貫徹。在乾隆朝中葉，國力頹唐幾近崩潰的徵候已一一浮現，從讀書人都要鑽研的《易經》裡，就可看到乾隆的敗象已露。《易經》第五十五卦「豐」（？　？）意為「盛大」、「通亨」，卦辭解釋為：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裕�四）
　　
　　根據古人的裕Ы猓�
　　
　　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十八世紀的儒學

　　若是有人伲�疑，乾隆當然會說他是以懦家之道來治理儒家的政府體制，且有許多佐證：例如，皇帝與群臣視儒家典籍為倫理智慧的寶藏；儒家經典是學塾與科舉考試所必讀；儒家講的忠孝之道將君臣、父子緊緊相繫；而地方的學者官員宣講儒學，目的也在化育黎民，使其忠於君父。但是，隨著後人對經文的增刪注疏，「儒學」也一直有所變動。在十八世紀，隨著社會與經濟的變遷，儒學也朝向新的方向發展。
　　十七世紀後半葉，學者致力於探索明朝潰亡的原因，有許多人認為，明季盛行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與強眨麅仍诘赖铝贾�的學術思想，正是明朝覆亡之因。清初康、雍年間，許多博學鴻儒、甚至皇帝本人也開始藉著肯定宋朝（公元九六七至一二七九年）理學的核心價值，以與肇致明朝衰敗的學術風尚相頡抗。他們之所以尊奉宋儒思想，主要是因為宋朝哲學家朱熹主張「理」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也是行為的準繩。朱熹及其追隨者相信，明理有助於安頓人欲，並在公共生活中證成天道。所以儘管宋朝儒學在窮究天道時，必須構設多面向宇宙論的臆想，但是宋朝儒學卻對社稷興亡念玆在玆。再往深層看，即使是有德君子也無法體察天道，這層體認必然使學者自覺無法善盡對社稷的責任，於是焦懀�與罪惡之感交集心頭。
　　一如清初居官的碩儒拒斥明代的思想，而藉著論釋十二世紀宋朝理學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後來清代學人亦批駁宋朝理學，另尋安身之所。到了乾隆朝，許多學者開始不從某些特定的著作找立足點，而比較是在方法論上覓基礎。這套方法論名之為「考證」，因為考證是以嚴格縝密的標準，甄別校勘資料。考證派的學者意圖摒棄抽象思辨，而讓學術研究根植在「實據」之上。他們窮究聲韻之學、算術、天文曆法、地理，相信如此才能釐清古拢�先賢的真義與意圖，並理解當下生活的真實底蘊。（裕�五）
　　考證學派的先驅與最受推崇的學者均是康熙年間的人物。顧炎武是前明志士，曾在家鄉抗清，也是此學派的重要人物。杖缜笆觯�顧炎武與清朝可說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後半生撸�歷華北，探訪各地的工藝技術、金石資料，仔細摹拓石碑刻文，對樸學的研究頗有幫助。顧炎武詳細記載所見所聞，這與宋明理學慣以道學或玄學問答、格言、論辯、詩歌等「日誌式」書寫（例如朱熹的《朱子語類》、王陽明的《傳習錄》）大異其趣，在顧炎武的《日知錄》書，記滿對典籍、珍本的注疏，對地理與金石學的觀察。（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將西方的學術，特別是數學、天文曆法傳入中國，可能影響到考證學派的研究方法，也讓他們堅信，在個別哲學流派之上還有個「實在」的世界，這點倒是值得注意。）
　　閻若璩與顧炎武相善，他哂妙愃频姆椒ㄕ�理《尚書》的歷史紀年與語言結構。閻若璩的研究成果雖然在一七四○年代之前是以手稿的形式流傳，對當時的學者文化卻有如天搖地動之撼。閻若璩仔細排比證據，證明《尚書》（古文經）這部歷來國家掄才所依據的典籍是後人所偽造，不值得推崇。（見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
　　到了一七四○年代，整個科舉制度受到批判，因為僵化的考試並無法為國家甄舉優秀人才，而閻若璩的論述亦凸顯出儒家官學的缺陷。社會的緊張關係更進一步減弱學者對這套制度的信心，因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朝廷並未隨著人口成長而提高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學子的壓力因而提高，即使通過科考也難以质拢�在在令許多飽讀詩書的社會精英深感挫折。
　　十八世紀的文人哂糜栐b的見解與方法，重新探索儒家的過去。許多學者皓首窮經，研究漢代（公元前二○六至公元二二○年）的經文與注疏，比起官學所宗的宋朝典籍，漢代更近於孔子的年代，所以被認為較接近拢�人的真義。不過之後又有西漢、枺鼭h的經文何者較為可信的爭論，所以研究漢代經典的學者又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這並不只是深奧難解的詰辯，也開始把經典當成歷史研究的材料，並本著鮮明、銳利的懷疑主義來看待歷史。考證派的著作對十八世紀的政策也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學者孜孜不倦有如「蟻行」——一位考證派學者（譯按，王嗚盛）以此語形容自己的研究工作——積累實證資料，以新的眼光看待水利學、天文曆法、製圖學，以及討論治理的古文之中，使學者能以更敏銳的眼界來評判清代的現實。
　　到了乾隆中葉，考證學派蔚然成風，書商、印書者、藏書家、圖書樓，以及具備鑽研訓詁學的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