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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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十年來之革命精神與革命團體，幾於一蹶不振，言之不勝概嘆！」（裕�十三）然而孫逸仙深信，新的政黨將會重聚中國革命的能量。孫逸仙就任中華革命黨「總理」之職，黨員必須立具誓約按上手印，以示對黨魁的絕對效忠。中華革命黨的性伲�仍屬「秘密團體」，而不是公開活動的政黨組織。
　　孫逸仙如同許多先輩，意識到中國尚未具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於是，孫逸仙回歸他的三階段說，堅稱革命黨在獲得權力之後，應該帶領中國人民通過軍政時期，並在黨的領導下過渡到訓政時期。一旦中國人民智識大開，具政治責任感，中國人民當可邁向憲政體制的真正自治階段。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的訓政時期，其政府形態為「革命政府」，然而關於訓政時期的具體期限，孫逸仙並未詳加闡釋。
　　孫逸仙認為，革命黨應有等級森嚴的結構組織，將黨員區分為三大類：「首義黨員」（革命時期稱為元動公民）執行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功能，取得一切參政與執政的優先權利；在革命軍起義後入黨的「臨助黨員」（革命時期稱為有功公民），具備選舉權與擔任公職的權利，革命政府成立之後入黨的「普通黨員」（革命時期稱為先進公民），只能享有選舉權。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不得擁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佈之後，始能從憲法而授予公民權利。黨政機制包含五大部門（總務部、黨務部、軍事部、政治部、財政部），所有部門首長均由黨的總理指派，負責例行的軍事、經濟，以及黨的事務工作。另設「協贊會」，下轄立法、司法、監督、考試，負責培養未來政府官僚體制中的立法、政治管理人才，並經由考試來甄拔管理幹部。
　　自清末以來，孫逸仙的民族主義概念有了很大的改變。隨著滿清政府退出歷史舞臺，孫逸仙似乎願意淡化這個議睿�，而盡可能地將精力投注在爭取外援。他屢次向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對抗袁世凱，同時他也願同段祺瑞一般，提供日本政府重要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孫逸仙曾向加州的資本家招手，提出鐵路、工業、商品銷售通路的特許權，承諾所有鐵路的一半所有權，以及來自其他經營項目的龐大利潤。孫逸仙也曾與德國政府接樱�，德國政府提供孫二百萬美元去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但是，孫逸仙一直苦於革命經費的短拙，就如同一九一一年之前一樣，其經費主要得自海外華人的捐贈。
　　如何為政黨擬定凝聚且有效的意識形態、組織形式與策略，是孫逸仙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動盪不安，軍閥的割據使得任何統合性計畫幾乎不可行。這段期間，中央與地方之問的緊張關係更形尖銳。袁世凱的改革計畫之一，即保留縣長的職位，以使地方行政標準化，並通過考試程序檢覈官僚的專業技能與知識，以作為人事任用與晉升的標準。然而農村的官員經常以暴力與威嚇的手段奪取官職，就如同袁世凱的軍隊與其黨羽，無情地迫害疑似國民黨的支持者。在這段時期，清末地方士紳與地主等精英階層多能進一步強化其經濟與社會權力的基礎。由於當時中國仍處於農業社會，四儯�五千萬人口中，據估計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生活在小村莊，缺乏交通、生產等新技術。於是精英階層得以藉由彼此的聯盟，或是與大城市的地方勢力相結合等網絡來拓展影響力。因此，這些精英階層能夠加強對地方商業活動的把持，以及不斷佔有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利益。雖然時局混亂，經濟成長卻是穩定的：一九一三年，大約七百個中國人擁有的工廠是使用機器生產，資本額三儯�三千萬元，僱用二十七萬名工人，到了一九二○年，增至一千七百家工廠，僱用五十萬名工人，資本額超過五儯�元。（裕�十四）
　　孫逸仙即使在流亡期間，都試圖指摚�他的革命黨與人稱「白狼」（譯按，本名「白朗」）的匪幫領袖取得聯繫，設法使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白狼所部匪幫的行動倏忽不定，在政治上他擁護清室，反對袁世凱政權。白狼的部隊是由貧窮無地的農民、各路軍隊的散兵游勇，以及受官府欺壓者所聚合而成。就如同一八六○年的「捻亂」，白狼的部隊游移於湘南、安徽等地，並一度於陝西建立根據地，直到一九一四年末遭到鎮壓為止。
　　孫逸仙的領導權威曾面臨支持者的挑戰，抗議他的個人權力，反對以手印宣誓效忠，認為孫的革命耍麍D不可行。許多孫的批評者紛紛逃向枺�南亞、美國等地的華人社區尋求庇護，並繼續延用「國民黨」之名，而不願承認「中華革命黨」。結果造成反袁力量的潰散與挫敗。但是在日本，有一批精英追隨孫逸仙，對於中國政治仍繼續發出諍言，扮演批判性的角色。胡漢民，一九一三年國民黨籍的廣束都督，在菲律賓為孫逸仙奔走籌款，隨後返回上海統合反袁戰爭。孫逸仙的早期贊助者宋查理，攜女前往枺�京，兩個女兒（譯按，宋忑g與宋慶齡）並曾先後擔任孫的私人秘書，長女宋忑g適孫的好友、實業家兼「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孔祥熙；次女宋慶齡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嫁給孫逸仙，儘管當時孫長宋二十六歲，已婚，兒子已長大成人。舊金山出生的廖仲愷曾為胡漢民綜理廣枺�的財政，當時負責「中華革命黨」的財務工作，並出任「財政部」部長一職。
　　一九一六年夏天，袁世凱病故，孫逸仙返回上海。爾後四年，孫往來居住於上海與廣州，在政治上扮演著鮮明但不具決定性的角色。儘管孫很快便指摚�若定，然而在中國憲政體制的廢墟中，他的政治計畫顯得無用武之地。例如，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總統召集一九一三年選出的國會議員，孫逸仙不但不推動軍政統治，反而讓四十多個「中華革命黨」籍的國會代表前往北京接受議員席位。然而，孫逸仙卻無法協眨�他的黨員對某些立法議睿�進行投票表決，亦無法阻止國會的其他黨員繼續延用「國民黨」的稱號。一九一七年，北京的國會再度遭到解散，孫抓緊良機，於廣州成立新政府，約一百名先前的國會議員跟隨孫南下，推舉孫為「大元帥」，從而賦予孫一定的合法基礎。
　　一九一八年，孫逸仙被封建軍閥驅逐出廣州，他於是返回上海，在雅緻的法租界內過著舒適的半耄Ь由�活。在此，孫逸仙致力於撰述民主政治及其問睿�，並分析他認為發展中國憲政體制的政治與心理障礙。孫逸仙為了釐清政治組織，取消了「中華革命黨」的稱謂，重新恢復「國民黨」（當時許多忠盏狞h員並未離開），並於一九二○年訂定新的黨綱。孫逸仙省去奉孫本人為領袖的警約，以安撫那些反對「中華革命黨」的人士，取消不同等第的黨員資格與黨員資格條件的規定，且不再拘泥於訓政階段的形式，把軍政時期與訓政階段一併迹�入憲政國家的計畫中。然而，孫逸仙在私下依然相信這些原則的可行性。
　　一九二○年代初，上海市是由各國租界所把持，外國人士將事業與家園聚集一地，受到治外法權的保障；其次是各個軍閥，他們通常擁有浙江或江蘇都督的官式頭銜，彼此相互競逐，爭奪上海的中國人地區與近兩百萬人口的控制權。上海已成龍蛇雜處之地，其迅速發展的新興工業、國際港口的熙來攘往，刺激了鴉片的大量販售與吸食，妓女猖獗，組織性犯罪四處橫行。法國人似乎頗適應上海的黑金政治，他們挑選中國流氓擔任法租界「探長」：主要工作就是把與上海勢力最龐大的犯罪集團「青幫」無關的黑幫分子排除在上海之外。青幫人士暗地裡與孫逸仙往來密切，但刻意保持低眨�。例如，蔣介石在未追隨孫逸仙赴日的那段日子裡，就曾經混跡於上海的邊緣社會，與青幫分子熟稔，並時有往來，並在英租界警察局的檔案中留下紀錄。蔣介石與杜月笙交往熱絡，杜靠走私鴉片而崛起於上海，一躍成為這座國際殖民都市中最重要的幫派頭子之一。當孫逸仙試圖通過新近成立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Shanghai　Stock　and　modity　Exchange）籌措革命經費時，正是蔣介石擔任了孫逸仙與地方財團之問的媒介，而這些地方財團、黑道勢力往往與軍閥強人的關係眩�雜。
　　孫逸仙在上海的地位微不足道，他在中國政治上的作用仍是耄Щ薏磺濉Ｈ欢�在多數議睿�上，孫逸仙都扮演慷慨陳辭批判時局的角色。例如，一九一七年，孫逸仙反對張動復辟，抗議中國對德宣戰。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進行中，孫逸仙大聲疾呼捍衛中國權益。同時藉由創辦《建設》（　Construction）雜誌，試圖使改組後的國民黨插足中國新興政論雜誌之林。
　　《建設》雜誌於一九一九年八月發行，孫逸仙在發刊詞裡重拾早年的批判火力，宣稱武昌起義是世所罕見最文明的革命，然而軍閥的倒行逆施、官僚的朋比分肥、人民對建國手段的無知，使這場革命的價值喪失殆盡。孫逸仙總結，今後應「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裕�十五）
　　當年熱忱的青年孫逸仙為求中國的富強而上書李鴻章，表明願為清廷效力的心意，但終究為李所漠視，如今二十五載歲月忽焉已逝。縱然措辭勇氣十足，但孫逸仙顯然已體認，現今國家衰頹的程度是有清以來所僅見，而重回統一富強之道更是舉步維艱。但孫逸仙的頑強不屈以及樂觀豁達使他從不輕言放棄，而他堅韌的人格特伲�亦使他贏得眾多支持者，俾以壯大夢想。
　　
　　裕п�
　　裕б唬豪顒�農著，鄧嗣禹與英格爾斯合譯，《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二六七。
　　裕Ф�：前褐書，頁二六八。
　　裕�三：數據微引自雷墨（C。　F。　Remer），《外國在華投資》，（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New　York，1933），頁七六。
　　裕�四：前褐書，頁四三。
　　裕�五：黎德（James　Reed），A傳教士的心臁�與美國的枺鼇喺�笑，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頁三六至三七。
　　裕Я�：柏爾（Cyril　Pearl）；　《北京的莫里森》（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Australia；　1967），頁二八九。
　　裕�七：丁徐麗霞（音）　（Lee…hsia　Hsu　Ting），《近代中國政府對新聞的控制，一九○○至一九四九年）（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190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頁十三。
　　裕О耍杭�林（Donald　Gillin），《軍閥：閻錫山在山西省，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Warlord：　Yen　Hl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六三。
　　裕Ь牛荷，斔够�（Michael　Summerskill），《西線戰場上的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華工》（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Britain　s　Chinese　Work　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2），頁六九。
　　裕�十：前褐書，頁一六六。
　　裕�十一：前褐書，頁一二
　　裕�十二：周策縱（Chow　Tse…lung），《五四邉樱航�代中國的知識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頁八六。
　　裕�十三：于子靨（George　T。　Yu），《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國民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年》（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Kuomintange；　1912…19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頁一二二。
　　裕�十四：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經濟趨勢，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Economic　Trends；　1912…1949），　見《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卷，第一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Pt。　1。；　Cambridge；　1983），頁一二二。
　　裕�十五：孫逸仙，《建國方略》（Fundamentals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Taipei；　Taiwan；　1953），頁二七至二八。


13　「便成了路」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警聲

　　袁世凱統治下領導權威的支離破碎，民國肇建的重挫，巴黎和會上列強的背叛，凡此皆加深了清末以來潛耄г谥袊�人內心深處的憂懀В褐袊鴮⒈还戏郑核那�年的悠久歷史日薄西山，就要被撕裂。同時，西方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被用來分析中國的困境；即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僅能帶給中國思想家些許慰藉，然而，其理念卻把一些方法論帶入論辯之中。
　　一八九五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源始》（Origin　of　Species）一書首次於英國出版，書中達爾文以「演化論」（evolutionary　theory）概念解釋物競天擇的過程如何決定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達爾文乘坐「小獵犬號」（Beagle）航行於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智利、加拉巴哥斯群島（Galapagos　Islands）、紐西蘭、澳大利亞諸地，通過廣泛觀察研究，達爾文了解到在求生存、不斷鬥爭以奪取有限資源的過程中，適應良好的有機體才是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同時，在適應過程中，不適者逐漸被淘汰。進而通過遺傳法則，持續或強化物種的適應能力。
　　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對達爾文的理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在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ies　of　Sociology）中，斯賓塞將達爾文的理論應用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他在一八六四年創造了「最適者生存」（survival　of　fittest）一詞，他認為這個原則同時主宰了社會與生物的演化。斯賓塞指出，人類社會的演進是由「同伲�性」（homogeneous）過渡到「異伲�性」（heterogeneous），最後逐漸邁入「個性化」（indiv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