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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洜I報社，臺灣囯完全仰賴日本而繁榮。
　　在北京與南京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假使對當時的臺灣稍有知悉，或許把臺灣人的殖民生活當成他們未來的命摺Ｏ＜綋碛凶杂傻娜耍瑹o論如何危險，都必須在已各自成立新臨時根據地的兩個政權——四川重慶的國民黨與陝西延安的共產黨之間作一抉擇。來自重慶和延安內部，呼籲團結一致抵抗日軍侵略的聲音響徹雲霄，基於民族情感，已經不容國共雙方迴避人民的要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不懼旅程險阻，跋山涉水前往四川或陝西的新根據地。工人馱負著工廠重要機械設備長途跋涉。來自北京、天津等大學的各級學生，帶著書籍和行囊翻山越巔，以蹣跚的步伐前往剛在雲南昆明成立的「西南聯合大學」（主要係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等學府聯合而成），在此他們或許可以不必再擔心日軍的轟炸。工人和知識分子這種投身未知的偉大行跡，堪稱另一種「長征」。城裡人、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年輕人來到貧瘠的農村，忍受匱乏的生活，或進入山裡的非漢人族群區，他們對這些少數民族一無所知，更不用說他們的風俗習慣和外貌了。
　　但在大多數在華北、華枺�的人卻選擇留下，他們洠в辛�氣，也洠в斜惧X和意願離鄉背井。他們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策與政治咦髦锌床坏角熬埃�於是寧可在日本統治下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對於工廠的工人，或是南方、北方的農民來說，實情確是如此。如果他們放棄工作或離開家園，除非入伍從軍，否則無法保證可以找到工作。這類知識分子看過太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深沈恨意，雖然當時這種恨意在統一戰線的口號下被掩蓋起來。
　　魯迅的兄長＊即是一例。周作人是傑出的文學評論家、翻譯家、散文作家，年輕時曾與魯迅一同赴日求學，爾後娶日本女子為妻，十分推崇日本傳統和現代文學。一九二七年時，軍閥張作霖大肆搜捕激進分子，他因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的保護而逃過一劫。一九三七年後，他選擇卜居北平，並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臨時政府的「教育總署督辦」等職。
　　一九三七年之後，許多作家與學者也住在上海，在此繼續組織文學社團、出版作品，以及從事教學工作。上海公共租界於是成為許多中國人的避難天堂，其中有人寫下批判漢奸和反日的作品，不過因為日本不斷對上海外國工部局施壓，要求全面鎮壓反日言論，因此，上海工部局並不樂見這類作品的流傳。但是，在北平和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利誘，都無法說服中國作家、電影製作人、劇作家創作出「親軸心國」的作品。即使有，內容也都是矯揉做作而虛偽浮誇，而作者甚至會遭受到淪陷區內別人的嚴厲譴責；杖缫晃簧虾Ｗ骷宜�言，他們是「蜘蛛與蜈蚣交配的雜種。」（裕�七）對於全體中國人而言，無論政治信仰為何，無論廁身哪一經濟階層，真正的問睿�依然懸而未決：到底哪一個政權才有能力整合全國勢力、領導國家統一的使命？
　　
　　＊原裕В杭粗茏魅恕！嘎逞浮　故枪P名，他的本名為周樹人。

　　重慶與延安，一九三八至四一年

　　日軍懀�恃各地的傀儡政府來鞏固華北和華枺�，延安的共產黨與重慶的國民黨都面臨了相同的問睿�：如何護衛統治區避免遭到日軍的攻擊，如何講築有效率的政府組織，以及如何強化大後方人民的忠铡Ｔ谶@些迫在眉睫的問睿�之外，還有另一長遠目標：亦即透過游擊力量等手段，在日軍佔領的敵後地區爭取民心，以期擴充勢力範圍。
　　或許對重慶的國民黨而言，這些工作更顯艱鉅；因為國民黨比共產黨損傷更大。重慶仍是一座缺乏現代工業及行政管理經驗的傳統城市，之前國民黨在此亦無支持基礎，因此當時面臨的是可怕的孤立形勢。假若我們把鐵路交通網視為經濟發展與整合程度的指標，那麼從重慶在一九三七年與各主要鐵路咻斁W的距離，可看出國民政府當時完全與鐵路咻數陌l展模式絕緣。
　　國民黨為了追擊長征的流竄隊伍，在一九三五年把勢力伸到四川，當時國民政府在四川實行一連串的改革政策，意圖壓制地方軍閥，把四川迹�入全國的政治框架之中。這些措施包括成立省級政府、集中地方稅收的權力，並派任新的行政長官到四川，監督地方行政管理工作的執行。國民政府將地方軍隊的數量裁減五分之二，把政府的冗員送進位於成都新設立的職業訓練學校。另外，蔣介石還指定特派官員到四川追剿當地的共產黨殘部。國民政府以地方�｝稅的收入作為檐保，償還四川過去曾發行的七千萬元公債，同時中央銀行的重慶分行也發行三千萬元的法幣，以收回仍在市場上流通的各式貨幣。國民政府簡化稅種，籌劃鐵路建設，同時為了在一九三九年完成全面禁植罌粟的目標，雷試風行推動反鴉片邉印．敃r僅重慶一地的鴉片煙館就超過一千三百間，所以這些改革來得一點都不嫌早。
　　但是，這些改革的成效有限。一來地方軍閥群起抵制，二來一九三六年四川大旱，造成年冬糧食嚴重欠收。婦孺不時閃躲巡行的警察，只為以市內觀賞用的樹皮果腹。一九三七年初，在火葬場完成之前，警察甚至必須親自埋埋葬四千名餓殍。四川各大城市爆發糧食暴動，盜匪自然四起。蔣介石飛離武漢經桂林，而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抵達重慶，此地似乎仍在風雨飄搖之中。
　　蔣的當務之急就是設法使鄰省雲南與其四川根據地緊密合作。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雲南在彝族軍閥龍雲的獨裁統治下，形同獨立王國。龍雲雖然染上芙蓉癮，仍不忘開發礦產、發展工業以增強雲南的經濟力量。雲南省的面積差不多是法國的三分之二，省會昆明戰前的總人口僅有十四萬七千人左右；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約有六萬名難民湧入，徹底改變了該城的原貌。此時，蔣介石認可龍雲作為雲南省主席，兩人在戰爭期間合作，但是貌合神離。龍雲拒絕配合國民黨實行嚴格的出版檢查法令，結果昆明成為戰時中國的學術重鎮，設立此地的「西南聯大」成為華北流亡教授、學生蜂擁而至的棲息之所。起自緬甸臘戍（　Lashio）的公路穿越崇山峻嶺，預計以昆明為終點，一旦長江河道遭到日軍封鎖，而法國等國船隻在日本壓力下，無法從河內經由鐵路咻d軍備物資北上時，昆明的地位就更形重要。
　　此時，滇緬公路是華南唯一的對外補給線，總長七百一十五哩（其中六百哩在中國境內，一百一十五哩在緬甸），載咧�蔣介石抗日所需的戰略物資。滇緬公路在華枺鼞鹗律�高之際開工，引起舉世矚目。西方世界對中國人勤奮、有耐力的傳統印象，再一次於常時的文字與圖像報導中獲得力證：成千上萬的中國築路工人，不分男女老幼，在千山萬壑之間徒手做工，用竹籃子咄潦�，以簡易的竹管裝填火藥炸開巨岩石壘。數千名築路工人死於意外傷害和瘧疾，而悻活者則普遍營養不良，因為這些勞工都是徵召而來的，最多僅能獲得食物。滇緬公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通車，不過通車後仍遺留許多問睿�尚待克服：山崩、單線通行、橋樑載重量不足、雨季裡泥濘濕滑的危險路段，以及通訊和加油設施的闕如。不過當首批物資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從仰光（　Rangoon）叩掷ッ鲿r，仍是一項傲人成就。
　　國民政府以四川為基地，雲南為對外聯繫管道，得以進一步控制在日本佔領區與國民政府統治區之間的其餘各省。這些緩衝地區包括：除日軍佔領之南寧至沿海地區之外的整個廣西省；廣州四周之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廣枺�省；大半個湖南省；江西南部；湖北西部與河南省大多數地區；陝西南部。浙江和福建兩省大部分地區同樣仍未淪陷，不過由於相隔遙遠，國民政府鞭長莫及，無力控制。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日軍佔領的國民黨統治區大都溯長江上行至湖北的糧食集散地宜昌。日軍佔領宜昌之後，切斷了由湘、鄂兩省上溯至重慶的糧食咻敽拥溃�而導致重慶的糧食供應更形吃緊。
　　國民政府在重慶所構築的政府架構是以「國防最高會議」為最高決策機關，由蔣介石出任主席。不過實際權力是掌握在「軍事委員會」的手中，「軍事委員會」仍然由蔣介石膺任委員長，蔣介石因而得以統一號令中國的陸、空軍，並被賦予法定權力「領導全國民眾」。（裕О耍┮痪湃�八年，蔣介石被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尊為黨的「總戴」，先前僅孫逸仙有過煩似尊銜（譯按，孫逸仙曾任「總理」）。自一九三二年即擔任國民政府士席的謙和和政治人物（譯按，林森）於一九四三年過世後，蔣介石即接任該職。
　　
　　政府權力雖然高度集中，國民政府的軍隊雖然號稱數量龐大，但都不能掩蓋下列事實：蔣介石其實所扮演的只不過是一種鬆散軍事同盟首要協眨�者。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由兩百人所組成的準議會團體——「國民參政會」——作為決策諮詢機關，以及人民參與政治的渠道。「國民參政會」的兩百個席次當中，國民黨籍代表佔八十席；獨立的社會賢達及各界領袖佔七十席，其餘五十席則為共產黨及各黨派代表。但是此類組織並無法改善國民政府令出多門的現象，弱化的官僚體系也不足以協眨�各地官員徵集農村稅賦或聯繫各地游擊勢力等工作。政府財政短缺，軍費支出激增，開始把重慶政權推向通貨膨脹的無底深淵。同時，龐大的傷亡數字也嚴重打擊了軍隊的士氣。
　　
　　國民黨意圖鞏固華南、華中之時，延安根據地的共產黨人亦積極經略華北。日軍進攻上海之後，重慶與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底達成協議，將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歸軍事委員會統一節制。是年九月，雙方宣稱在四項關鍵議睿�上信守「合作」的承諾，每一項議睿�都象徵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讓步：致力於實邸畬O逸仙的「三民主義」理想；放棄武裝暴動，取消蘇維埃組織形式，撒銷強行徵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撒除陝西蘇區現行自治政府的組織結構；取消紅軍番號，將先前大約三萬名紅軍置於國民政府的指摚е�下。此時中共雖然仍須奉行共產國際對世界各國共產黨所下達的命令，不過蔣還是嚴正宣稱，這是「民族情感超過其他各種考懀У谋憩F」。（裕�十）
　　一九三九年八月，蘇聯與德國希特勒簽訂〈德蘇互不侵犯臨定〉。這則突如其來的聲明並未動搖中共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毛澤枺鼧芬娤Ｌ乩张c史達林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並視之為具有挫敗英、法「國際反動資產階級」陰峙c打擊中國「投降派」（裕�十二）的積極作用。雖然國民黨曾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不過蘇聯與德國簽署這項條約並不意味著德國即將恢復一九三○年代與中國合作的工業、軍事計畫。當時德國忙於歐洲戰事，無暇支持日本的枺鼇喺�策。
　　中共不但洠в性谄淇刂频貐^組織新的蘇維埃，反而在國民黨同意之下，宣佈成立兩個邊區政府。一是「陝甘寧」，取北方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的第一個字；第二個是「晉察冀」，意指山西、察哈爾、河北的邊區。日本在晉察冀的軍力遠較在陝甘寧為強大；不過既然日軍、華北臨時政府或是內蒙古，都無能徹底控制這一區域，所以共產黨人在此地有很大的活動空間來籌终�策，進行敵後破壞行動，甚至補充「八路軍」兵源。此外，長征時期滯留華中進行游擊作戰的共產黨殘餘勢力現在也重新整編為「新四軍」。新四軍擁有一萬二千人戰鬥部隊，名義上歸國民黨號令，不過實際上卻完全接受共產黨老幹部（譯按，葉挺、項英）的指摚А�
　　中共在延安的頭幾年積極強化黨、政、軍的組織，一如國民黨所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這個時期人數陡增，從一九三七年的四萬人左右到一九四○年的八十萬人，部分原因來自中共不斷增補新黨員、尋覓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歸功於中共統一戰線政策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中共暫時停止強制徵收土地之後，實行一套有系統的減租減息政策，這套分級稅制允許先前處於不利經濟地位的地主保留大部分的土地，同時也讓為數眾多的貧農增加耕地面積。因此，這些村莊因不願見到分裂鬥爭，而群起效忠共產黨和抗日行動。
　　至於毛澤枺�的領導地位，則面臨雙重挑戰，一是來自長征時期的競爭對手張國燾，另一位是一九三一年自蘇聯返華、在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所謂「留蘇派」中最具影響力的王明。「留蘇派」的勢力隨著「陝甘寧」及其餘邊區之地方機構的設置，以及諸如宣傳、教育、群眾邉印�婦女工作、出版、青年團等事務功能的組織分化而大肆擴張。延安的「抗日大學」成為培訓共產黨員以及純化黨員思想的搖籃。儘管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民生凋蔽，但卻士氣高昂；此刻延安似乎已變成許多中國人心中的一盞明燈。
　　延安的政府包括中央的邊區政府及其所屬之行政機構，以及在理論上（事實上在某些地區確是如此）能直達縣級機關的各級代表大會。統一戰線政策的共識在中共實行的所謂「三三制」（　three…thirds　system）中彰顯出來：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共產黨員在政府機構中所佔的比例不超過三分之一，其餘的，用毛澤枺�的話來說，「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從毛的著作看來，他相信這樣的制度可以確保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為只要有三分之一政府機構的職位由共產黨的人擔任，「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裕�十三）下表說明了幾個縣級代表大會成員的社會成分以及共產黨員所佔的比重。
　　共產黨的軍隊不僅包括八路軍、新四軍——以長征時期的老幹部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還有眾多來自當地、全職的地方軍、民兵。這些地方軍力的骨幹是由年齡十六到四十五歲、仍然擔負農事工作或在城鎮裡有正當職業的男女所組成，他們的武